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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藝術成就

    我國諷刺文學來源悠久,先秦諸子寓言中,已有諷刺作品。從小說來說,在《西遊記》裏顯露了幽默的諷刺鋒芒,後來的《西遊補》、《鍾馗斬鬼傳》等也是諷刺意味較多的長篇小說,但後者詞意淺露,藝術上比較粗疏。明代擬話本和清初《聊齋志異》中都有諷刺科舉的短篇小說,特別是《聊齋志異》中有不少成功的諷刺作品。在這些成就的基礎上,吳敬梓以敏銳的觀察力、豐富的生活體驗和鮮明的愛憎,寫出了《儒林外史》,“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說“諷刺的生命是真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為所謂諷刺”。《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正是體現了這個精神。小說中許多人物都有原型,如馬純上取材于馮粹中,遲衡山取材于樊南仲,莊征君取材于程綿莊等。許多人情世態也都是當時社會上司空見慣的。作者抓住了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而不作主觀的說明,使讀者從客觀事物本身得到啟發。正如魯迅在《什麼是“諷刺”》中所說的,“它所寫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以為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事情在那時卻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於可惡。但這為行下來了,習慣了,雖在大庭廣眾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現在給它特別一提,就動人”。例如小說十七回寫“斗方名士”的一段對話:
  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個疑難在此,諸公大家參一參。比如黃公同趙爺一般的年月日時生的,一個中了進士,卻是孤身一人;一個卻是子孫滿堂,不中進士。這兩個人,還是那一個好?我們還是願做那一個?”……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見,還是做趙先生的好。”……浦墨卿道:“讀書畢竟中進士是個了局。趙爺各樣好了,倒底差一個進士。不但我們說,就是他自己心裏也不快活的是差著一個進士。……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進士,不要全福;只做黃公,不做趙爺。可是麼?”支劍峰道:“不是這樣說。趙爺雖差著一個進士,而今他大公郎已經高進了,將來名登兩榜,少不得封誥乃尊。難道兒子的進士,當不得自己的進士不成?”浦墨卿笑道:“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兒子已做了大位,他還要科舉。後來點名,臨監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摜在地上,恨道:‘為這個小畜生,累我戴個假紗帽!’這樣看來,兒子的倒底當不得自己的。”……景蘭江道:“眾位先生所講中進士,是為名?是為利?”眾人道:“是為名。”景蘭江道:“可知道趙爺雖不曾中進士,外邊詩選上刻著他的詩幾十處,行遍天下,那個不曉得有個趙雪齋先生?只怕比進士享名多著哩!”
  這裏作者寫的是當時儒林中很普遍的事情,顯然只是如實地反映出來,卻把那時文士們內心的空虛,生活的無聊揭露得非常深刻。又如馬二先生遊西湖時,西湖的秀麗景色沒有引起他的興趣,而酒店裏挂著的透味的羊肉,盤子裏盛著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等卻使他羡慕得喉嚨裏咽唾沫。仁宗皇帝的禦書又使他馬上磕頭下拜。他見了遊西湖的女客就低頭不敢仰視。在書店裏看到自己的八股選本就打聽它的銷路。在這些看來似乎漫不經心的描寫裏,馬二先生思想的迂腐和精神的空虛,已相當生動地表現出來了。
  當然藝術的真實並不排斥誇張,在真實基礎上的誇張,是諷刺所必要的。周進撞號板;範進中舉發瘋;範母一喜而死;嚴監生臨死因點了兩根燈草而遲遲不肯斷氣;嚴貢生發病鬧船家等精彩描寫,都因合理的誇張,而取得強烈的諷刺藝術效果,從而更真實地暴露了問題的本質,起著深刻的批判作用。
  由於作者態度的嚴肅和愛憎的分明,他還能針對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諷刺。他對王惠、湯知縣、嚴氏兄弟這批貪官劣紳,是無情地揭露和嚴厲地鞭撻;他對具有誠篤善良性格,能急人之難,而又庸俗、迂腐,迷信科舉的馬二先生,是既同情,又諷刺。王玉輝是受封建禮教毒害很深的人,為了“青史留名”,他鼓勵女兒殉節,在女兒死後,還“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但到了大家送他女兒入烈女祠公祭的時候,他卻“轉為心傷,辭了不肯來”。後來在蘇州見到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卻又想起了他的女兒,“心裏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作者通過他矛盾心情的揭露,一面掌握了人物複雜的性格,同時又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吃人的封建禮教。作者的諷刺有時還隨著人物的社會地位和思想品質的變化而分別採取不同的態度。如範進未中舉以前,境遇相當可憐,作者雖對他有一定諷刺,但主要是同情他;後來他中了舉,做了官,變得很惡劣,作者的態度也隨之改變,就對他採取了辛辣的嘲諷。總之,吳敬梓的諷刺藝術不僅分寸掌握恰當,而且能將矛頭直接指向罪惡的社會制度,而不是人身攻擊。它體現了現實主義諷刺藝術的高度成就。
  把相互矛盾的事物放在一起,突出它的不合理,這是《儒林外史》經常運用的諷刺手法。小說第四回寫“遵制丁憂”的范進去湯知縣處打秋風時的情況:
  席上燕窩、雞鴨,此外就是廣東出的柔魚、苦瓜,也做兩碗。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箸。範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箸,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箸。”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碗杯,一雙象牙箸來。範進又不肯舉動。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才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卻是不曾備辦。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裏,方才放心……。
  這裏通過範進行動的前後矛盾,把他居喪“盡禮”的虛為性揭露無餘。又如嚴貢生正在吹噓自己“為了率真,在鄉里之間,從來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時,小廝就來說:“早上關的那口豬,那人來討了。在家裏吵哩。”再如胡屠戶在范進中舉前,說他“尖嘴猴腮”,罵得狗血噴頭;中舉後就說他是“天上的星宿”,開口“賢婿”、閉口“老爺”,就活畫出這個市儈小人的醜惡嘴臉。
  明清時代其他長篇小說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對黑暗現實的揭露雖然也很深刻,但體現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卻寫得更光輝、更動人。《儒林外史》寫得最多、也最吸引人的無疑是儒林中的各種醜惡現象,表現作者理想部分和塑造的正面人物在小說中畢竟是次要的,而且不是那麼動人。從這些地方看,《儒林外史》可以說是我國小說史上比較典型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
  《儒林外史》語言的特點是準確、洗煉而富於形象性。作者經常能三言兩語,使人物“窮形盡相”。如第二回中寫夏總甲“兩隻紅眼邊,一副鍋鐵臉,幾根黃鬍子,歪戴著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簍一般,手裏拿著一根趕驢的鞭子,走進門來;和眾人拱一拱手,一*股就坐在上席”。這裏一個自高自大的小土豪形象就活現在我們面前。有時由於一個字用得很恰當,使人物“情為畢露”。如嚴監生妾趙氏在正室王氏生病期間侍奉湯藥,極其殷勤,在王氏病重時,甚至祈求菩薩寧願替她死。但當王氏死前對趙氏說了“何不向你老爺說明白,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個填房”之後,作者緊接著就寫“趙氏忙叫請爺進來,把奶奶的話說了”。這一個“忙”字,就把趙氏的虛為面目暴露無遺。吳敬梓學習運用人民群眾的口語相當成功,對話中有時引用諺語、歇後語,也能恰切自然。
  小說的藝術水平是不平衡的,特別是三十八回以後遠不如前面描寫得深刻有力。郭孝子尋親、青楓城大戰、野羊塘大戰等片段,不但思想內容差,藝術上也是敗筆。
  《儒林外史》的結構“雖雲長篇,頗同短制”。沒有連貫全書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有時這一回的主要人物到下一回就退居次要。“事與其來俱起,事與其去俱迄”。這種獨特形式雖然是受到了《水滸傳》等書的影響,但主要還是出於作者的藝術構思。全書以反對科舉制度為主幹,通過這一點,運用自如地安排各類人物和故事,從而達到較廣泛地反映社會生活的目的。因此,儘管這種結構形式不免有些鬆懈,但對它所反映的特定內容來說是和諧的。
  《儒林外史》所達到的高度的思想藝術成就,使它在當時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惺園退士序說:“慎勿談《儒林外史》,讀之乃覺身世酬應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可見作品反映現實的巨大批判力量。在小說史的發展中,《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國古典諷刺小說的基礎,為以後諷刺小說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道路。晚清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等顯然是受了《儒林外史》諷刺藝術的影響,並在結構上也有所模仿。我國新文學的偉大作家魯迅,極其推崇《儒林外史》,他的戰鬥的文學傳統特別在諷刺手法的運用上,和《儒林外史》也有一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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