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的夏天,蝉声嘶哑得像一张用旧了的砂纸,不断打磨着县城的午后。我攥着那张薄薄的派遣单,站在县供销社那座褪了色的四层楼前,阳光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标语晒得有些发白,字边起了卷。风里有股陈年纸张和灰尘混合的气味。我的名字下面,印着一行小字:分配到下属XX商场,服装柜台。

商场底楼,光线半明半暗,混合着棉布淡淡的浆味儿、灰尘,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来自隔壁柜台的皂荚清气。我的天地就是这L形的一截玻璃柜台,里面挂着、叠着些灰蓝棕黑的成衣,式样老实得近乎笨拙。喧嚣是别人的,热闹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属于“针织品”那块小天地。那里总是更亮堂些,恒源祥的毛线、线袜,还有小姑娘们喜欢的鲜艳纱巾,堆叠出柔软蓬松的弧度。守着那方天地的,就是宏伟。
她人如其名,长得俊眉秀目,身量在女孩里算是高挑的,但并不显突兀,反有一种挺拔的好看。说话声音不高,尾音微微下沉,带着点这个年龄少有的温和稳当。眼睛很亮,看你的时候,目光清清澈澈的,不躲也不飘。最常见的,就是她俯身整理货架,或者踩着凳子,将一匹新到的花布展开半边,比划着该剪多少。那动作利索又轻巧,手臂起落间,空气里那点皂荚的清气就更明显了些。
最初的交往,是从相互搭把手开始的。新货到了,大捆大包堆在过道,领导吆喝一嗓子,大家都得出来卸。我力气大些,扛重的;她就帮着清点数目,递个剪刀拆包绳。偶尔我这边顾客试衣服,镜子不够用,她会悄悄把自己柜台那面鸭蛋圆的小镜子推过来。她那边忙不过来时,我也会过去,帮她把摞得太高的枕巾搬下来一些,免得碰倒。
活干完了,也并不立刻散开。就靠在柜台边上,喘口气。窗外市井的声浪嗡嗡地传进来,又被玻璃滤掉一层。我们的话不多,无非是“这匹布颜色真鲜”,“听说又要降温了”。但沉默的时候也不尴尬,好像那些布料、线团、灰尘颗粒,都在安静地陪着。有时我偷偷看她,她正用手指轻轻掸掉袖子上沾的线头,侧脸在从高窗漏下的光柱里,茸毛清晰可见。我心里会忽然静下来,外头那个炎热的、嘈杂的、分配工作后始终让我有点惶惑的世界,暂时被隔绝了。
我开始留意她上班的路线。她家住城北店子,每天骑一辆二六的旧凤凰,车铃不响,但辐条转动有种轻快的咝咝声。我会算好时间,在我该走的那条路的岔口等着,假装是偶遇。“早啊!” “嗯,早。” 然后并排骑上一段。晨风凉爽,吹动她的衬衫下摆和额前碎发。话依然不多,问一句“吃早饭没”,答一句“吃过了”。但车轮轧过路面落叶的沙沙声,听起来都格外悦耳。那段路太短,总是还没觉得怎么走,就到了商场后门。锁车的时候,心里空落一下,随即又因为即将开始的一天里能见到她而鼓胀起来。
改变来得很快。商场要搞“内部承包”,风声鹤唳。领导突然点名让我跟着去市里进货,这算是个“肥差”,也是信任。同去的还有经理老李。坐在往市里去的大客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农田和电线杆,心里盘算的却完全是另一件事。在市里熙熙攘攘的批发市场,我挤在汗味和讨价还价声里,帮着挑款式、点数、捆扎,心思却像断了线的风筝,飘飘荡荡,总落不到实处。老李跟相熟的老板扯闲篇,我就在旁边,摸到口袋里那颗出门前特意买的、裹着漂亮玻璃纸的水果糖,糖纸被我手心的汗渍得有些发软。
返程时,我们雇了辆带篷的货车。捆扎严实的大包服装货箱,几乎塞满了整个车厢,只在最里头,靠近驾驶室背板的地方,勉强扒拉出两个能蜷着坐下的窝。老李年纪大,塞给他一包货当靠背,他很快就在引擎单调的轰鸣和车厢的颠簸里打起盹来。
我和宏伟挤在另一边。空间极其逼仄,膝盖几乎顶着对面的货包,肩膀不可避免地挨着。车厢里弥漫着新布料特有的、略带生硬的气味,还有尘土味。篷布缝隙透进路灯光,一道一道,飞快地从我们脸上、身上扫过,明明灭灭。
看不见她的脸,但能清晰地感觉到她手臂的温度,听到她轻细的呼吸。车外是流动的黑夜,车内是凝滞的、充满布料包裹的狭小空间,老李的鼾声时起时伏。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这个颠簸的角落。我手心里那颗糖,已经被焐得滚烫。
心脏在胸腔里撞得生疼,呼吸变得困难。时机糟透了,地方也糟透了。可那股冲动,像密闭容器里不断加热的气体,顶得我太阳穴突突直跳,非要找到一个出口。
我吸了一口气,那声音在布料堆里显得异常干涩。
“宏伟。”
“嗯?” 她微微动了一下,转过脸来。明明灭灭的光影里,她的眼睛像浸在清水里的黑石子。
话堵在喉咙口,我摸索着,把那颗湿漉漉的水果糖塞进她手里。指尖相触,她似乎颤了一下。
“我……我喜欢你。” 声音低得几乎被引擎声吞没,但我确信她听见了。因为她的呼吸,很明显地停顿了一拍。
时间在那一刻被拉长了。车厢颠簸着,货包沉默着,老李的鼾声成了遥远的背景音。我只听见自己震耳欲聋的心跳,和等待判决的窒息。
她没有抽回手,也没有说话。良久,我感到她的手指,轻轻合拢,握住了那颗糖,也握住了我残留的一点指尖的温度。很轻,但确定无疑。
没有回答,但这轻轻的、回握般的一收,像一道暖流,瞬间冲垮了我所有紧绷的堤防。巨大的喜悦和虚脱感同时袭来,我靠在硬邦邦的货包上,再说不出一句话。她也静静地坐着,光影依旧在我们之间流淌,但有些东西,已经完全不同了。那颗糖,不知她后来吃了没有,是什么滋味。
之后的日子,像浸了蜜糖。上班路上的“偶遇”成了心照不宣的约定,眼神交换里有了只属于彼此的星光。在柜台后,手指偶尔相触,都能让半个身子发麻。我们谈未来,谈商场里琐碎的趣事,谈一切不着边际的话,单单不提那越来越近的、名为“改革”的阴影。好像不说,它就不会来。
但它还是来了,而且来得迅猛彻底。红旗商场被整体外包,我们这些“老供销”的人,一夜之间成了无处安放的“包袱”。买断工龄,一笔不算多的钱,换走所有的编制和保障。树倒猢狲散。
我的家庭无力为我安排什么,望着手里那点钱和茫茫前路,一个遥远的、当时正散发着灼热吸引力的地名浮现在脑海——西安。听说那里遍地是机会。我把想法告诉她,她低着头,用指甲划着柜台玻璃上一条旧的划痕,划了很久,才说:“去吧。出去看看,也好。”
走的那天,她来送我,就在商场后面那条我们曾无数次一起推车走过的窄巷口。初冬的风已经有了棱角,刮得人脸生疼。她递给我一个网兜,里面是几个苹果,还有一双厚厚的毛线袜。“听说那边冬天也潮冷,脚要暖和。” 我接过来,想说很多话,喉咙却像被冻住了。最后只干巴巴挤出一句:“你……照顾好自己。”
“嗯。你也是。”
车开了,我从后窗望回去。她还站在原地,穿着那件半旧的咖格呢子外套,身影在扬起的尘土和逐渐加速的景物里,越来越小,终于变成一个看不清的点,融进县城灰蒙蒙的背景里。我紧紧攥着网兜的提手,塑料绳勒进掌心,很疼。
到了深圳,才知道“遍地机会”也意味着“遍地艰辛”。我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做了一年,在一九九八年正直西部大开发,就随着老板来到了西安,在西安分公司做会计。后来,和宏伟的联系,从最初频繁的信件(昂贵的电话是打不起的),到后来渐渐稀疏。信里,她说商场承包后改了招牌,她没跟着去。供销社的老房子腾出两间,她凭着家里一点关系,又自学了些护理,居然办起个小医务室,给老街坊看看头疼脑热。再后来,信几乎没有了。辗转听说,医务室没开多久,她也离开了县城,去了北京,和爱人合伙做点小生意。具体做什么,没人说得清。
日子就像西安夏季的暴雨,哗啦啦地冲过去,不留痕迹。我在这个城市扎下了根,有了妻,有了子,生活被更多的责任和更实际的算计填满。关于那座北方县城,关于那个充满布料气味和皂荚清气的商场,关于那个晨光中骑着旧单车的影子,都成了记忆深处一些褪了色的画面,不敢轻易翻动,怕惊动了尘埃,也怕照见自己后来的庸常。
每年春节,我带着家人回老家。县城变得几乎认不出,高楼林立,那个灰扑扑的供销社大楼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原址上矗立着一个光鲜的购物中心,成了县城的黄金聚集地。鬼使神差地,我走了进去。里面暖气开得足,音乐喧嚣,专柜明亮耀眼。我漫无目的地逛着,在中国黄金店前,停下了脚步。
隔着明亮的玻璃墙,我看见一个侧影。正在黄金柜前看饰品,动作利索又轻巧。然后她转过身,和店员说着什么,脸上带着一种经过岁月打磨后的温和与干练。眉眼间那些熟悉的痕迹,像水下的礁石,随着潮水退去,猛然显露出来。
是宏伟。
她似乎也感应到了目光,抬眼望过来。隔着玻璃,隔着川流的人群,隔着将近二十年的光阴,我们的视线碰在了一起。时间有几秒钟的凝固。她先是怔了一下,随即,那双依然很亮的眼睛里,清晰地掠过一丝惊讶,然后,缓缓漾开一点笑意。那笑意很浅,很稳,就像当年她听完我那句蠢笨的表白后,轻轻握住那颗糖时一样。
我没有进去。她也很快转回头,继续对店员吩咐着什么,神色自然,仿佛刚才那刹那的交汇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觉。
我站在原地,购物中心的嘈杂人声、音乐声忽然潮水般退去。耳边响起的,是一九九七年夏天,布料大包塞满的货车车厢里,那单调的引擎轰鸣,以及自己那声干涩紧张的:
“宏伟。”
“我喜欢你。”
心脏被某种遥远而尖锐的东西刺了一下,不很疼,但那闷钝的涟漪,却一圈圈荡开,久久不散。
原来,那就是我的青春。被时代的大手轻易拨弄,散落在命运货车的不同角落。它没有惊心动魄的结局,只有一句消散在风里的告白,和一颗不知下落的水果糖。而那份曾以为能点燃一切的情感,如今隔着厚重的玻璃,安静得如同博物馆里的一件展品,标签上写着:仅供怀念,请勿触摸。
我转身,汇入购物中心的人流。没有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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