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都城是一个国家机构的指挥之处，也是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系统的活动载体。春秋吴国的都城，从古到今，有二都说者，也有三都论的，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进入新世纪的二○○七年以来，镇江地区考古发现丹阳“葛城遗址”后，专家学者论定其为春秋时代江南规模最大的“第一城”，并是吴国中期500年的“政治中心”。那么，丹阳“葛城遗址”是否吴国自梅里泰伯都城后的“第二个都城”呢？本文对此作了初步的探索与研究。
    一、从泰伯城与《史记•吴太伯世家》说起
    先秦时期，泰伯奔吴，在梅里建勾吴国，因治理有方，“数年之间，民人殷富”。其时，殷末世衰，中原侯王屡用兵，恐及于荆蛮，故泰伯筑城以防备。据后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载：“故泰伯城，周三里两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墟，人民皆耕田其中。自太伯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于此”。在上古时代，梅里被称为吴墟，正如商都安阳原称殷墟一样。吴墟地名确证了吴都所在梅里之名。宋乐史《太平环宇记》云：“泰伯城平地高五丈，城内泰伯宅、井及堂基见在”。古籍记载说明，因年代久远，古泰伯城已成平墟，但其城市文脉和泰伯住宅、井及其历史文物与环境，在唐宋时期依然存在。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体现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而都城的规模与位置选择同国家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史记》中对此也曾有过阐述，太史公说：“古时唐尧定都河东晋阳，殷人定都河内殷墟，东周定都河南洛阳。河东、河内与河南这三地居天下之中心，像鼎之三足，是帝王们交替建都的地方，各国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这里说明选好都城，对国家命运的密切关系。我们知道，《史记•吴太伯世家》是一部最早比较完整记载吴国史的文献；但是，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通篇没有涉及到吴国的国都及其相关问题，这个历史缺陷，就绐后人研究吴国史，留下了一个极大难题。
    所谓吴国“三都论”者，其“三都”是除泰伯所建的泰伯城外，还有闾江阖闾城和灭国时的姑苏城。笔者掘作在《探索先秦吴国都城变迁动因及其深远意义》一文中，分析迁都原因提出，首先就是为适应国家对外扩张战争形势的需要；其次是吴国后期发生了“专诸刺僚”与“夫差逼死伍子胥”两次重大事件，前者是迁都阖闾城，后者是迁都姑苏城的重要因素。除了上述三个都城外，吴国是否还有另外之都城呢？为了填补吴国中期历史空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碎片化的历史信息之感悟
    在学习和查阅相关吴国史料及汲取各项考古成果中，可以得到很多零散的历史信息，其中感悟到涉及吴国史中某些迷茫都城的关联性，例如：
    ——在拙作《关于开展“吴学”研究及机构设置构思纲要》中所提出“课题”方面，曾提到：“要研究与采集古吴国从周章至寿梦之间460年的史料，以利充实古吴国的历史空白”；以及对“古吴国的深化研究其二都说、三都说或四都说的见解与分析”后，在媒体新闻报导及考古成果中，对上述内容，也时有影子似之反映。
    ——《吴地记》载：“周敬王六年，吴国伐楚回，伍子胥运润州利土筑之，不足，又取吴地黄渎；为大小二城，以阖闾之名名之”。唐陆广微撰《越绝书》也云：“伍员取利浦及黄渎土筑阖闾城”。阖闾城在无锡县西南五十里，如何取土筑城，属近属远，谁处先取，谁处后取，这对工程进度与质量保证关系极大，这涉及国家指挥机构的位置问题，其时如果仍然在梅里，这难道符合逻辑思维吗？
    ——一九五四年六月，在镇江丹徒大港镇烟墩山，出土了西周早期青铜器：宜侯矢簋。该宜是地名，侯是封号，矢是人名，簋是圆口两耳的器具。据铭文记载，宜侯矢簋是周王室封宜侯的信物。一九五六年专家陈邦怀、唐兰考定指出：簋铭中的“虞”，就是“吴”，作器者是太伯、仲雍之曾孙周章，周康王时被封为宜侯，绐早期吴史提供了证据。先秦史专家李学勤也认为：“宜侯矢簋的人与地，说明铭文封国，厥川三百……，与苏南一带水道纵横的地貌符合，从而推阐了唐兰的见解”。从宜侯矢簋发现与专家们的解释，极大地提高了自周章起始吴国都城迁徙到镇江丹徒或丹阳地区的概率。
    ——据近期考古发现，暨于丹徒、大港、谏壁一带，曾出土多座大型青铜器墓葬；在丹阳的司徒、访仙两处，曾出土规模较大的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窑藏。在吴国早中期的君王墓葬中，除泰伯（墓葬鸿山）、仲雍、周章（均葬虞山）和六世柯相（葬锡邑柯山）外，熊逐墓（葬镇江大港至谏壁一带）待定，和馀昧墓（葬镇江丹徒、大港、谏壁之北山顶）待定，其余十多位君主的墓葬地史料极少，按近期考古成果资料分析，有可能同吴国早中期国都迁移的位置成正相关比率。
    ——据史料记载，吴国第十九君主寿梦接位第一年，他亲自带队到京帅洛邑，朝见新登基的周简王，朝见后，寿梦提出要学周礼，周简王安排寿梦去鲁国，与鲁成公会于钟离，寿梦在会见闲谈时，自称“邗王”，这可能其时江北“邗邑”已经成为吴国政治、军事之重镇，这里的问题是：如果那时国都仍然在梅里，那么，寿梦为什么不称“吴王”，而要自称“邗王”呢？此外，如《世本•居篇》中还有：“孰姑（即寿梦）徙句吴，诸樊徙于吴”等记载，则此“徙句吴”、“徙 吴”又作何解释呢？
    ——胥溪运河的由来。胥溪又名胥河，源出高淳县固城湖；它是连接荆溪和长江在安徽省东南部支流水阳江的一段河道，也是我国开凿最早的人工运河。春秋吴国吴王阖闾伐楚时，伍子胥建议开挖一条运河，进行运兵与载粮，以东能通太湖，西入长江，经吴王接受后，由伍子胥负责筹划开挖，这便是胥溪的由来。产生的问题是：胥溪为什么会在高淳起始开凿，这同当时吴国的都城又有什么关联呢？
    ——清乾隆二十六年，江西临江（今清江）农民在田间发现出土春秋中期吴国青铜编钟十多件，钟之鼓部饰有旋蟠九龙；其中一件“者减钟”，铸有：“工渔（吴）王皮难之子者减”等铭名88字。其小者有：“佳正月初吉丁亥，工渔“王皮难之子者减自作采钟，子子孙孙永保用之”。工渔即句吴。王国维在《攻吴王夫差鉴跋》中以为“皮难”当即《史记•吴太伯世家》中的颇高；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文中，则以为“工渔王皮难”是颇高之父柯转。据常州谢枕《延陵沉录》有“颇高追逐，进入江西”之记载，形成了“吴头楚尾”格局，颇高铸成了“者减钟”，自诩为句吴王，将其留在清江。这里的问题：颇高“追逐”的起始地在何处呢？
    综合上述信息与感悟，根据史料与考古成果的疏理分析，春秋吴国早中期的460年内，即从周章至诸樊约16位君主中，自梅里到邗城的区域内，推理产生自泰伯城之后的第二个吴国都城的可能性是极高的。
    三、寻觅开发旅游景点是起因及其过程
    当地热心研究吴国文化的吴文新宗长介绍，“葛城遗址”发掘是由一位创新开拓者，即当地里庄镇任党委书记陈利慧，他在上世纪的1997年以来，为寻觅开发旅游景点，多次到地形独特、杂树丛生、人迹罕至的地带进行考察；但事与愿违，此时却调离了工作岗位。至2005年，他任丹阳市文化局局长后，就继续开展对该处的考察，还数次邀请江苏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镇江市文管办、文化局和镇江市博物馆等部门和文物界专家，赴“葛城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并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积极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葛城在地方史志文献中，没有什么文字记载，在民间口碑传说也很少。附近乡民只知道当地有“黑城”地名，还有一座古桥叫“葛城桥”。由于葛城在珥陵东南的偏僻之处，交通不便，所以很少有人知晓与往来。该地葛城村，自古坐落在一个土墩上，四面高墙，南北各有一个大门，周围为被称“鹤浜河”的护城河。在1976年以前，葛城村还有村民居住，但因周围城墙和护城河绐外出农耕带来麻烦，村民陆续迁出后，城墙被推倒，很快变成了一片农田。
    该遗址自2005年发现，至2007年6月，镇江市博物馆获准对其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试掘。7月上旬，由镇江博物馆研究员肖梦龙、武汉大学教授杨宝成带领下，经过两个多月努力奋斗，“葛城遗址”神秘面纱初次揭示。考古人员先对遗址进行开挖二至三个探方，摸清地下文化层面堆积状况；并出土了石器、青铜器、工具、原始瓷豆和碗等文物。在“葛城”中央，还发现一座房屋，面积约25平方米遗址。不久又相继考古开挖了“珥城遗址”和“神墩遗址”。当年8月11日，江苏省文物局、镇江市文化局和丹阳市人民政府组织专家对考古发掘成果进行论证；至9月7日，再由国家著名文物专家举行《江苏丹阳“吴国城址”（葛城、珥城遗址）高层专家论证会》，统一形成了专家论证意见，认为：江苏省珥陵镇“葛城遗址”是距今三千多年的吴国古城。迄今国内首次发现春秋时期吴国早期的古城遗址，该遗址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与学术价值。
 
    四、“葛城遗址”考古的成果与特证
    “葛城遗址”位于丹阳市珥陵镇葛成村。该村距市区23公里，其地貌属宁镇低山丘陵东面水网地带。由于年代久远，“葛城”早已在地面上消失，但古城轮廓仍然依稀可见。经考古论定，该遗址具有以下成果与特证。
    一是“葛城遗址”确认了吴国早期政治中心的地位。2008年10月16日，按《中新网》媒体报导：据文化部网站消息，丹阳葛城、神墩遗址经过一年多的考古发掘，目前已经取得重大成果；经过考古专家论证，一致认为：丹阳葛城遗址是迄今为止，江苏境内发现时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保持较为完好、内涵极为丰富的吴国古城。其神墩遗址是江苏省第一次初步认定的、从西周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早期的、与祭祀相关的重要遗存，是“葛城遗址”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于吴国早期政治中心的确认，以及吴国城市的形制布局等诸多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葛城遗址”具有都城的特证。该城遗址占地面积86亩，城墙高达10多米，宽约24米，现存50米城墙高为5~6米。三道环濠面积约200余亩，遗址核心面积有64亩，其城墙高约5~6米，古城东西长200米，南北长190米，该古城有城有廓，即有内城与外城之区分。其护城河遗址的平面布局和文化层面堆积状况均清晰，且保存基本完整。遗址的形体也很特殊，水和城环环相套，从内城往外走，越过8米宽的濠沟，就是到具有60米宽的外城，城外又是一道濠沟，目前确定为三层水环境、两层城的景状；这样水环城、城环水的结构，和常州的春秋淹城一样，但葛城的内城比淹城时代更早、规模更大。
    三是“葛城遗址”同期发现的神墩和珥城遗址是西周春秋祭台。在葛城偏西二公里处，同葛城引出的长沟相邻，是一处人工堆筑的土墩，这个方形大土台，叫神墩。该墩呈复斗形，土墩底部南北长80米，东西宽70米，顶部分别为70米与50米，高程为4米，顶部平整；外侧环绕30~35米的濠沟，土墩底部出土上填膏泥，并用泥土堆筑而成，整体呈现一次大规模堆筑的特性。在土墩中心为一座面积达400平方米大型灰坑，深度为3米，坑内填土分多次填入，质地皆细又纯净，全墩分六层，所填泥土内出现大量陶器和石器，还有摆放整齐、完整器物群出土。根据中心大坑内地层出土遗物分析，该遗址从西周早中期内分为四个时期构筑，从地理位置层面分析，神墩遗址与葛城遗址两者具有有机组成的关联性，它是一处春秋时祭天地的大型祭祀台。
    在葛城向北六里许，还发现与葛城同时代古城址：珥城遗址，它是一个三面环水高大土墩，其遗址面积达50亩，考古专家认定该遗址可称为“葛城遗址”的“弟妹城”，这里还可能是一个经济或军事重镇。
    四是“葛城遗址”发掘出土文物丰富。其文物内容有：1、石器方面：包括石钺、石犁、石箭镞；2、青铜器方面：包括箭镞、铜器残件；3、工具方面：有陶鱼网坠；4、陶炊器具方面：有红夹砂陶炊器锥型鬲足、鬲口沿及腹部等；还有泥质灰陶盘、豆、圆底红陶瓮、罐等；此外，还有几何印纹硬陶坛、罐和原始瓷豆、编织纹等。
    五、评语与瞻望。苏南镇江地区是古代吴国文化发源地之一；它是吴国都城梅里之后，西周时期吴国政治活动中心区域所在。历代以来在镇江境内先后发现数千处吴国土墩和较多吴氏村落遗址，这就是判断的重要依据，随着丹阳吴国城池遗址的发现，也为春秋吴国版图和统治区域，由太湖流域向宁镇地区拓展新添了重要证据。
    丹阳“葛城遗址”考古成果非凡辉煌。考古著名专家经考证后，提出来的评语极高：考古组负责人杨宝成认为，吴国早期没有大城，新发现的丹阳吴国“城址”跨度长达500余年，它的发现对吴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还说：司马迁写的《史记》中，吴国只讲到泰伯、仲雍奔吴，到下面重点就写到夫差了，中间有一大段历史的空白。既然文字资料少，就得求助于考古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认为：如果找到西周中期的城，它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比以前发现的一些东周城址可能还要重要。把葛城定为城的话，就找到了政治活动中心。城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城对于历史研究、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来说很重要。对遗址类来说首先是城，抓住了城就好比抓住了“牛鼻子”。城的出现也就是这个地区文明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看到的葛城和珥城遗址非常重要的。葛城如果是西周中期，这不单单是早的问题，这就是和《史记•周本纪》的部分记载挂上钩了，对研究我们东南部地区，尤其是研究吴文化将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这个地区进入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行列了，而在这之前只能是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
    国家名城委副主任委员、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罗哲文认为，从建筑史上来说，吴国城址（葛城、珥城遗址）的发现也是了不起的。作为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它填补了东南部地区西周到春秋时期的一个空白，它的价值非常高。从发掘的陶片、铜器残片看，它的规格是很高的，是一个政治活动中心，从建筑上来看，建筑的技术含量很丰富，价值很高的。
    瞻望未来，“收之桑榆”。历史是人类长河中的记忆，历史也是岁月如流的过程。伴随“葛城遗址”向纵深拓展之机，以及其周围区域内春秋吴国贵族墓葬一个又一个的发掘作为佐证；瞻望未来，则确认“葛城遗址”成为自梅里“泰伯城”后的第二个国都古城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此论文：被编入二0一七年十月第三届泰伯论坛.论文集《灯，永远亮着》——第48篇。
    作者： 吴剑平，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资深研究专家；  2014年12月提出：关于开展“吴学”（新论）研究及机构设置构思纲要； 2020年8月：出版发行《吴学（史）研撰文集》。

    本论文推荐人：吴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