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永新县政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将永新县境内455个姓氏,整理成一本洋洋大观的典籍性巨著——《永新姓氏辑录》。书中对人口较多的112个姓氏的来源作了简单的介绍。阅后,我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这455个姓氏都是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以后才迁入永新并繁衍下来的后裔。而唐显庆二年以前的诸多姓氏却没有半点资料。从东汉建安年间建县,至唐显庆年共有440多年,即使建县前的姓氏不算,那建县后这440多年中的先民们的子孙都到哪里去了呢?所有的文存都没有半点记述,也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哪怕是一块残碑,一切都消失得干干净净。
据县文物局前负责人讲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永新县境内发现属于东汉至隋代的大型聚落遗址和汉墓。在一些山岗、坡地发现了零星的汉代至六朝时期的陶片、瓷片。当时,因受资金的影响,没能及时发掘和保护,也未被列入文保单位名录。但这充分证明了那一时期永新境内确有人类活动。然而,这些发现数量有限,且分布较为分散,未能提供关于当时人口规模、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姓氏构成的直接证据。特别是墓葬的发现,往往只能反映个体或小家庭的情况,难以从中窥见整个族群的迁徙或消亡的轨迹。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早期先民的聚居区或墓葬群因后来的地质变迁(如河流改道、山体滑坡)或人类活动(如大规模开垦、城市建设)而被深埋地下或遭到破坏而尚未被发现?

这一人口断层现象在当地历史研究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要知道,永新县自东汉建安二十年前正式建置,至唐显庆二年,期间历经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等多个朝代,前后长达440年之久。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这片土地上必然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他们开垦荒地、建立家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人口规模。作为一个行政县,起码得一万左右人丁,上百个姓氏。然而,如今的姓氏记录却如同一道历史大裂缝,将唐显庆二年之前的先民踪迹完全割裂。难道他们真的集体“失踪”了吗?这显然不合常理。是他们的后裔在后来的历史变迁中彻底改姓,以至于无从考证?还是遭遇了某种重大的灾难,导致人口锐减甚至绝嗣?抑或是由于政权更迭、战乱迁徙,使得他们的后代大规模外迁,与本土失去了联系?这些疑问如同笼罩在永新历史长河上的迷雾,吸引着人们去探寻答案。
余不敏,窃以为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战乱
为了揭开这层迷雾,我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历史文献。永新县的地方志编纂始于宋代,现存最早的《永新县志》为明代所修。我仔细梳理了这些志书中关于古代灾异、兵燹的记载,发现唐显庆二年前后,永新地区确实经历了一些动荡。据《隋书·地理志》及相关史料零星记载,隋末唐初,江南地区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混战。永新地处赣西,虽非主战场,但也难免受到波及。战乱不仅直接造成人口伤亡,更会引发大规模的流民潮,许多百姓为躲避战火,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相对安定的地区。
如澧田镇夏幽村曾有冯罗二姓,元兵在永新屠城三日时,冯姓逃离永新,远赴湖南安家,有族谱为证。如今,夏幽村却没有一家冯姓。又如龙门镇沙堤村刘氏和烟阁乡竹山村沈氏,都是一夜之间被人屠杀,仅有一两个人逃过此劫。
这是否意味着,永新的早期先民在这一动荡时期集体外迁了呢?若真是如此,他们又迁往了何方?是否在迁入地留下了关于“永新”的记忆或姓氏印记?这需要进一步查阅周边地区,乃至更远地方的地方志和族谱资料进行比对。
二、国家大移民
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移民潮“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也是永新原住民锐减或消失的一个主要原因。
查阅《永新吴氏总谱》,明朝以后由永新析分到西南各省(区)的吴姓族群,远远超过永新本土的吴姓人口近10倍。虽然,族谱上并没有载明是那次国家大移民时迁徙过去的。但是,有些族谱上却说是从泰和县一个叫鹅颈的地方去的,而祖籍在永新。经查,鹅颈是当年朱元璋“江西填湖广”时吉安府的一个移民集中点。所有去湖广的移民们,统一在鹅颈集中发路牌,统一出发。由于当时农民大多是文盲,又没有族谱,因此,反认泰和县鹅颈为“故乡”,这也为如今的移民后代们寻根问祖增添了不少麻烦。这种情况,全国都有,如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江西鄱阳瓦屑坝等,一时成为众多姓氏的“祖籍”地。其实,那只是一个移民集中点而已。
三、外任与游学
永新县原住民中有很大一部分因外任为官而离开永新,在外分支繁衍,而原籍却空无一人。如吴绰,今才丰乡洲湖村人,明成化间任广西思恩府知府,落籍广西,永新一支从此中断。烟阁大山桥吴暹,北宋元丰年间去到今吉安县安塘游学,见此地山清水秀,便落籍安塘。南宋时后人又迁徙至贵州黔东南苗族自治州远口,如今繁衍至五十万之众,有吴半州之称。而如今的大山桥村吴姓却空无一人,全为尹姓所居。
同样道理,倒溯至南唐末年,永新吴氏基祖吴皙由九江来永新任主簿时,兄弟十人,皆外任为官,落籍外地。如今,全九江市却查不到与吴皙同支同源的一点信息。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类生存的共性。哪里环境好,生活方便,无论外任为官,抑或游学、经商、务工,都有可能拖家带口离开故土,另辟新基。时间一长,这一支就永远从故乡消失了。
四、自然消亡
我老家南乡东边村的原住民就不是吴姓。明成化年间我村迁入现址时,原住民为萧姓。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萧姓没有了,用民间的话来说,是被吴姓“挤化”掉了。留下的只是一个恐怖的故事:每到晚上,人们就会听到萧姓的阴魂野鬼在村里巷道中到处乱窜,呼叫不已。为了安置这些孤魂野鬼,吴姓在村前江边建起了一座“萧公庙”,请来道士,让这些亡灵入住,从此,吴姓才得以消停。像这样被新来村民“挤化”掉的原住民村还有很多,如垅中村原先姓郭,叫郭家垅,被吴姓“挤化”了。泮中村原先姓余,最后一位余姓老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逝世后,余姓也被李姓“挤化”。我村周边还曾有王姓和刘姓的村落,如今也只剩下一片废墟,人都到哪里去了?无人知晓。
五、瘟疫
瘟疫也应该是永新先人消失的一大因素。虽然,历代《永新县志》并没有历史上发生过大瘟疫的记录。可是,晚清时,我村吴家材老先生在他的《一生录》里,对东边村瘟疫有过多次恐怖的记述:
咸丰三年,“族沾时疫,是日,祠内唪经,至次年六月止,东边村十余口亡”
咸丰八年十一月,天花流行,东边村感染者七十五人。
同治二年,“脚转筋、霍乱盛行,无故一旦而亡者,不知凡几?”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天花盛行。
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天花又盛行,东边村感染者六十四人。
光绪九年七月,“时疫流行,死亡无数”。
光东边一个村就遭受过这么多的瘟疫,可见瘟疫对人口消亡,特别是对小村小户的伤害有多大。一个家,一个村的消亡,往往就在一场瘟疫之后。
令人惋惜的是,在那个文化欠普及,交通和信息都闭塞的年代,局部的瘟疫官方并没能留下任何历史档案。
六、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是导致人口大迁徙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在东边村曾发生过以下自然灾害:
旱灾
嘉庆二十四年、道光六年、道光七年、道光十五年、咸丰四年、同治九年。其中以道光六年最为严重,永新不少地方颗粒无收,闹到人吃“仙泥”(观音土)的地步,永新因饥饿而死的人达数百人之多。
虫灾
道光十三年七月,卷叶虫暴发,晚稻无收。
光绪二年、光绪三年晚稻蝗虫,欠收。
洪灾
道光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起,“大雨时行三日,洪水横流,邑城内外,宫室店房多被损坏。人民漂殁无数,幸我南乡叨沾平安”。这一场大水,永新县城内外受灾最为严重。城内宫室及店铺多被冲垮,人员死伤无数。因南乡是洪水的上游,地势较高,受灾较轻。
咸丰四年6月,收割早稻时久雨,人们眼睁睁地看着稻田里的谷子倒伏霉烂,收成大减。
同治八年农历四、五月,洪水成灾,禾河两岸受灾最重。
光绪二年,因禾河上游的宁岗县山洪暴发,引发永新南乡洪水泛滥:“沿江田亩多损,惟江东社田园屋土,尽受其害。泮中摇钱树洲以下形难恶见,人多逃走,苦之极矣!”
像那种因自然灾害而“人多逃走”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导致一个个村庄消失的一大诱因。
七、姓氏演变
此外,姓氏文化本身的演变也为解开谜团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中国的姓氏并非一成不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改姓、赐姓、避讳改姓、少数民族汉化改姓等多种情况。永新早期先民的后裔,是否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因各种原因改变了原有的姓氏,从而使得后世难以追溯其源头?例如,有些家族可能为了躲避仇家追杀而隐姓埋名,有些则可能因为入赘、过继等原因而改用了他人的姓氏。如果是这样,那么《永新姓氏辑录》中记载的某些唐显庆二年之后迁入的姓氏,其先祖是否有可能就是那些“失踪”的早期先民的后裔,只是姓氏发生了变化?要验证这一假设,就需要对这些姓氏的族谱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特别是那些记载了始祖迁徙路线和早期世系的族谱,看是否能从中找到与早期永新先民相关的线索。
结束语:
永新汉唐时期原住民集体“失踪”之谜,如同一个复杂的历史拼图,每一个可能的解释都只是其中的一小块。要完整地还原历史真相,还需要历史学者、考古学家、民俗学家等多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深度挖掘、考古证据的不断积累、以及对地方民俗和姓氏文化的细致解读,才有可能逐步拨开笼罩在永新历史上空的迷雾,让那些在历史长河中“失踪”的先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
因汉唐时期留存下来的人口迁徙资料十分罕见,本文只能借鉴宋元明清永新原住民动态资料,来探索汉唐原住民集体“失踪”现象。虽很牵强,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嫌,但历史的发展总有相同之处。我们完全可以从宋元明清时期发生的这些现象,类推千年前发生在永新大地上的故事。在没有更充分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之前,这样的推测或许可为这一历史谜题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解释。也希望本文能引发更多学界人士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吸引更多同好共同参与探究,早日揭开这层笼罩永新千年历史的迷雾。
2026.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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