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记录了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编纂而成。其内容以语录体和对话体为主，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和教育理念，是研究儒家思想的核心文献，对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影响深远。

       【原文】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译文】孔子说：“泰伯可以说具备至高无上的品德了。他三次将天下让给弟弟季历，百姓甚至找不到恰当的言辞来赞颂他的伟大。”

       【解读】孔子以泰伯“三让天下”为典范，揭示儒家对“让德”的极致推崇：泰伯身为长子，为成全父亲传位于贤弟（季历）的心愿，主动避让出走，放弃王位继承权，其谦让非出于权谋，而是以家族和谐与天下福祉为念的无私之举。这种超越权力欲望、全然利他的境界，使百姓的寻常赞誉显得苍白（无得而称），因其德行已突破世俗价值尺度，抵达“至德”的纯粹性——不求名而名自归，不为功而功自成，成为儒家“礼让为国”“天下为公”精神的人格化象征。

       【原文】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译文】孔子说：“恭敬却无礼节制会流于疲累，谨慎却无礼引导会变得畏缩，勇敢却无礼约束易致混乱，直率却无礼修饰难免尖刻。君子厚待亲人，百姓便兴起仁德之风；不遗弃故旧，民风就不会冷漠淡薄。”

       【解读】孔子此语以“礼”为枢机，揭示德性修养的两大维度：其一，美德须以礼为尺度——恭、慎、勇、直若失礼之调和，或劳倦、或懦弱、或暴乱、或伤人，背离中庸之道；其二，教化当自上而下——君子以身作则，厚待亲族故旧，民众自然效仿，仁德之风蔚然。此论既强调“礼”对个体德行的规范价值，避免美德异化为偏执；又凸显“礼”对社会伦理的建构功能，通过精英阶层的垂范，将家庭伦理扩展为公共道德，实现“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

       【原文】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

       【译文】曾子病重时，召集弟子们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诗经》说：‘小心谨慎啊，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脚踩薄冰。’从今以后，我知道自己可以免于毁伤了，弟子们啊！”

       【解读】曾子临终示手足完好，以践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道根本，其一生“战战兢兢”的谨慎，非仅为保全肢体，更在于以戒惧之心持守德行，避免因言行逾矩辱没双亲；临终慨叹“免夫”，既是对毕生克己修身的无憾总结，亦是以身教启示后人：孝始于爱身敬亲，终于立身扬名，唯有以“临深履薄”的敬畏修身，方能不负父母生养之恩，成就儒家“始于事亲，终于立身”的完整人格。

       【原文】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译文】曾子病重，孟敬子前来探问。曾子说道：“鸟将死时，叫声是悲哀的；人将死时，说的话是善意的。君子所看重的修身之道有三方面：注重仪态举止，就能避免粗暴与怠慢；端正神色表情，就能令人感到诚信；注意言辞声调，就能远离粗俗悖理。至于祭祀礼仪的具体细节，自有主管官员负责。”

       【解读】曾子临终之言聚焦君子修身的三个核心维度：动容貌（仪态庄重）、正颜色（神色真诚）、出辞气（言辞得体），三者皆指向内在德性外化为得体言行的修养功夫，通过外在仪节的反向约束滋养内在仁德，体现儒家“内外交养”的修身逻辑。其不谈“笾豆之事”（祭祀细节），因礼器仪轨属“末”，而容色辞气属“本”——为政者当以修身为先，以德性垂范教化百姓；具体事务分工协作即可。此论既是对“君子不器”的呼应，亦为“为政以德”提供实践路径：立身端正，自能潜移默化正风俗、安天下。

       【原文】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译文】曾子说：“有能力却向无能者请教，知识渊博却向浅薄者求问，有学问却像空无所有，充实却似空虚；被人冒犯却不计较，从前我的一位朋友（指颜回）曾如此践行。”

       【解读】曾子借追忆颜回之行，勾勒儒家君子的谦逊与包容：“问于不能”“问于寡”打破能力与地位的傲慢，以“不耻下问”的胸襟广纳众长；“有若无”“实若虚”消解自满与炫耀，以虚怀若谷的姿态永葆求知热忱；“犯而不校”超越私怨计较，以恕道涵容人际冲突。三者共同诠释“克己复礼”的深层意涵——真正的修养不在于外在成就的堆砌，而在于破除我执、消融对立，在谦卑与宽厚中抵达“和而不同”的生命境界，为后世立下“反求诸己”的精神标杆。

       【原文】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译文】曾子说：“能将幼小的孤儿托付给他，能将国家的命运交付给他，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也绝不屈服动摇。这样的人是君子吗？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啊！”

       【解读】曾子以三组递进式标准定义儒家理想人格：“托孤”考验忠诚信义，“寄命”检验治国才能，“临节不夺”锤炼气节操守，三者共同构筑君子“内圣外王”的完整画像。此语既是对执政者德才兼备的期许——以忠信立身、以才干济世、以气节立命，亦揭示儒家“士不可不弘毅”的精神内核：唯有在极端考验中持守道义底线，方显“君子固穷”的卓绝品格，成就“穷达以时，德行如一”的生命境界。

       【原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译文】曾子说：“士人不可不志向远大、意志坚毅，因为责任重大且路途遥远。以践行仁德为己任，这责任难道不重大吗？至死方休，这路途难道不遥远吗？”

       【解读】曾子此言以“弘毅”定义士人精神内核：“弘”是胸怀天下的格局，以仁德为使命，超越个人得失；“毅”是百折不挠的韧劲，面对艰难险阻，毕生求索不息。“任重道远”既是对社会责任的高度自觉——以仁济世如挑千钧重担，亦是对生命境界的终极叩问——唯有以死为终点的持续精进，方能抵达“杀身成仁”的崇高。此语为后世士人立下精神标杆：真正的知识分子，当以天下为己任，在永恒的奋进中铸就“铁肩担道义”的脊梁。

       【原文】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译文】孔子说：“（人的修养）在《诗经》的感发中启蒙，在礼制的规范中确立，在音乐的熏陶中完成。”

       【解读】孔子以诗、礼、乐为三阶，勾勒儒家教育的完整路径：“兴于诗”借《诗经》的比兴之美唤醒情感与志趣，在“思无邪”的审美中培植仁心；“立于礼”以礼制为纲，将内在德性外化为进退有度的行为准则，在人际中构建伦理秩序；“成于乐”通过音乐的和谐韵律，消弭礼的拘谨，使德性升华为人格的整体圆融，抵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如境界。三者层层递进，诗启其端（情感启蒙），礼塑其形（理性规范），乐化其神（生命圆成），共同指向“文质彬彬”的君子人格，体现儒家教化“始于美育，终于德性”的智慧——以艺术滋养心灵，以伦理匡正行为，最终在艺术与道德的共鸣中成就生命的和谐。

       【原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译文】孔子说：“对于百姓，当他们能够遵行正道时，就引导他们自主践行；若暂时不能，则教化他们使其明理。”

       【解读】此句因断句争议常被误解为“愚民政策”，实则蕴含儒家“因材施教”的治理智慧——“民可，使由之”：若民众具备基本道德认知与行动能力（可），则尊重其自主性，以礼乐引导而非强制；“不可，使知之”：若民众尚未明理（不可），则通过教育启蒙（知之），助其理解道义。此解契合孔子“不愤不启”的教育观与“道之以德”的政治理念——治理的核心不在操控，而在教化与引领，通过提升民众的道德自觉实现“天下归仁”。历代误读多因断句偏差，将“不可使知之”解为“不可让民众知晓”，实悖于儒家“有教无类”“化民成俗”的根本精神。

       【原文】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译文】孔子说：“崇尚勇武却无法忍受贫困，会引发祸乱；对不仁之人憎恶得过于极端，同样会导致动乱。”

       【解读】孔子此语揭示社会动荡的两大诱因：其一，“好勇疾贫”者因不甘贫贱而滥用暴力，试图以非正当手段改变处境，破坏秩序；其二，对不仁者的过度仇视易激化矛盾，诱发报复性冲突，反令社会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二者本质皆因偏离“中庸”——或放纵情绪失于偏激，或执于道德审判而失宽容。儒家主张以理性节制应对：对贫困者应“富之教之”提升生存能力，对不仁者当“以直报怨”秉持公正惩戒，而非任由情绪主导行为。唯有在“克己复礼”中寻求道义与现实的平衡，方能化解戾气，构建“宽猛相济”的稳定秩序。

       【原文】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译文】孔子说：“即便拥有周公那样卓越的才能与美德，如果为人骄傲且吝啬，那么其他方面也就不值得称道了。”

       【解读】孔子此言以周公为参照，强调德行对才能的统摄作用：即便才华超群、功业显赫，若沾染“骄”（傲慢自大）与“吝”（吝啬自私）的瑕疵，则才德尽失，一切成就皆黯然失色。此论揭示儒家“以德驭才”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如舟，德性似舵，无德之才如同失控之舟，终将偏离正道；唯有以谦逊消解傲慢，以慷慨超越私欲，方能成就“文质彬彬”的完满人格，使才华为世所用而非为祸之端。

       【原文】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译文】孔子说：“读书三年，却不存求取俸禄的念头，这样的人是很难得的。”

       【解读】孔子此语针砭时弊，揭示治学的纯粹性：春秋时求学多与仕途挂钩，而“不至于谷”者能超越功利，专注学问与德性本身，尤为可贵。儒家倡导“为己之学”——学问的价值在于修身明理，而非谋生工具；若读书仅为稻粱谋，则背离“志于道”的初心。此论既是对功利化学风的批判，亦是对弟子精神的砥砺：唯有摒弃浮躁，以“不忧不惧”之心治学，方能抵达“君子不器”的深远境界。

       【原文】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译文】孔子说：“坚定信念、勤奋好学，誓死捍卫正道。不进入危机四伏的国家，不居留动荡混乱的邦域。天下有道时就出仕作为，天下无道时就隐居守志。国家政治清明时，若自己贫穷卑贱，是可耻的；国家政治黑暗时，若自己富贵显达，也是可耻的。”

       【解读】孔子此语构建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处世准则与道德标尺——立身之本：“笃信好学”是求知问道的恒心，“守死善道”是坚守真理的骨气，二者构成君子的精神脊梁；政治抉择：“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非消极避世，而是对“道”的珍视——在无力匡正乱局时，以退隐保全道德火种；“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则体现“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弹性智慧，将个人命运与时代需求相联结；价值批判：邦有道时贫贱，暗示失责无为；邦无道时富贵，暗讽同流合污——两种“耻”鞭策士人须以道义校准人生得失，在浊世清流间守住“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的清醒。此论揭示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生存哲学：既有“杀身成仁”的刚烈，亦有“明哲保身”的审慎，在理想主义与现实考量间，始终以“善道”为锚，成就“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生命境界。

       【原文】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译文】孔子说：“不在某个职位上，就不去干预该职位的政务。”

       【解读】孔子此言强调社会角色与责任的对应关系：儒家主张“名正言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是维护秩序的基础。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既可能因信息不足导致决策偏差，也易破坏层级分工引发混乱。但此言并非鼓励冷漠避责，而是倡导以恰当方式履职——在位者需恪尽职守，非在位者可通过建言献策参与公共事务，但须恪守边界、尊重专业。本质是反对越权干涉与空谈误事，呼吁在尊重制度的前提下实现“君子思不出其位”的理性担当。

       【原文】子曰：“师挚之始, 《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译文】孔子说：“从乐师挚开始演奏序曲，到《关雎》作为合乐的高潮，美妙乐声充盈双耳，真是恢宏壮丽啊！”

       【解读】孔子此赞以《关雎》乐章为典范，阐发儒家礼乐教化的精义：师挚（鲁国乐官）演奏时，序曲庄重肃穆，终章《关雎》以和谐雅正升华，象征礼乐秩序由“序”至“和”的圆满。其“洋洋盈耳”之美，非仅感官享受，更是德性熏陶——礼乐通过艺术化的仪式，将伦理规范（如《关雎》蕴含的夫妇之德）内化为情感认同，构建“乐以和其声”的文明境界。此语既是对周代礼乐精神的追慕，亦是对“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教化理念的践行，彰显儒家以美育育德、以艺术载道的文化理想。

       【原文】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译文】孔子说：“狂妄却不正直，无知却不老实，表面诚恳却不守信用，这种人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了。”

       【解读】孔子此语批判三种表里不一的虚伪品性：狂而不直者看似豪放却心术不正，失却狂者应有的率真；侗而不愿者看似懵懂却暗藏私欲，背离质朴应有的纯良；悾悾而不信者貌似忠厚却言而无信，消解诚恳应有的价值。三者共同暴露人格的内在分裂——外在表现与内在德性严重脱节，既无“直”的坦荡，亦无“信”的根基，彻底背离儒家“文质彬彬”的君子标准。孔子叹“不知之”，既是对此类伪善者的鄙弃，亦是对世风日下、真诚稀缺的痛心。

       【原文】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译文】孔子说：“学习时总像赶不上别人似的急切，学到后又生怕会遗忘。”

       【解读】此语以双重紧迫感揭示儒家治学的核心精神：“学如不及”强调求知若渴的进取心态，视学习为永无止境的追赶，破除自满懈怠；“犹恐失之”则警惕学问流失的危机，以温故知新的反复巩固对抗遗忘。二者共同构筑“学而不厌”的动态平衡——在拓展新知与夯实旧识间持续精进，将知识内化为不可剥离的生命养分，成就“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的治学境界，为后世立下“终身学习”的永恒标杆。

       【原文】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译文】孔子说：“多么崇高啊！舜和禹拥有天下，却丝毫不将天下视为私有。”

       【解读】孔子此叹以舜禹为典范，揭示儒家“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舜受禅让继尧之位，禹治洪水承舜之德，二者皆以“允执厥中”的仁德治国，视天下为苍生共有，而非一家一姓之私产。其“不与焉”并非消极无为，而是以“恭己正南面”的无私姿态，将个人权力消融于百姓福祉之中——不居功自傲，不贪恋权位，以“有天下而不与”的胸襟超越私欲，成就“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德政境界。此语既是对上古圣王的追慕，亦是对春秋乱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批判，彰显儒家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永恒向往。

       【原文】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译文】孔子说：“伟大啊，尧这样的君主！崇高啊，唯有天最为宏大，而尧能效法天道。他的恩德浩荡无边，百姓不知如何称颂。他的功业巍峨崇高，制定的礼乐制度光辉灿烂！”

       【解读】孔子以三重维度盛赞尧帝的圣王境界：其一，“巍巍则天”体现其治国高度——效法天道运行的无私与永恒，以“允执厥中”的德政滋养万物，达到“与天地参”的至高格局；其二，“荡荡无名”彰显其德性广度——恩泽普惠万民却不着痕迹，如春风化雨般自然，以至百姓“日用而不知”，契合道家“太上，不知有之”的理想治理；其三，“焕焕文章”凸显其文明深度——创制历法、礼乐等典章制度，为华夏文明奠基，使“郁郁乎文”的周礼得以溯源。尧帝虽居天子之位，却以“有天下而不与”的谦卑消解权力私欲，将个体生命融入天道循环，成就“无为而治”的终极政治范式，成为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化身与“大同”社会的精神图腾。

       【原文】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译文】舜有五位贤臣就使天下大治。周武王说：“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贤臣。”孔子说：“人才难得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唐尧虞舜的时代，人才最为兴盛，周武王的十位贤臣中还有一位女性，实际算来只有九人而已。周文王时已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仍以臣子的身份侍奉殷商。周朝的德行，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

       【解读】孔子借历史对比阐述两大核心思想：其一，“才难”之叹揭示治国首重人才——舜以五臣安天下，周以九贤定乾坤，虽数量有限却因德才兼备而成就大业，凸显人才贵精不贵多；其二，“至德”之誉彰显周室的政治智慧——文王虽势可覆殷却恪守臣礼，以仁德感召而非武力征服，待纣王无道、天命转移时方由武王伐纣，体现“以德配天”的儒家政治伦理。此论既是对礼让仁政的推崇，亦暗讽春秋诸侯争霸失德，强调政权合法性应根植于道德而非强权。

       【原文】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译文】孔子说：“对于禹，我实在无可挑剔了。他饮食粗淡却以丰厚祭品孝敬鬼神，日常衣着简朴却将祭祀礼服做得华美，居住宫室低矮却全力修治沟渠水利。禹啊，我真是无可挑剔。”

       【解读】孔子以三重对比盛赞大禹的圣王之德：私欲极简（饮食菲薄、衣着粗劣、宫室卑小）与公心至诚（敬事鬼神以礼、倾力民生水利）形成强烈反差，彰显儒家“克己奉公”的至高境界。禹之“无间然”，正在于将全部生命能量投入公共福祉，以“卑宫室、尽力沟洫”诠释“民为邦本”，以“致孝鬼神”“致美黻冕”恪守礼制精神，在极度自律中实现“内圣外王”的统一，成为儒家“俭以养德”“勤政爱民”理想的人格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