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樵事迹纪

吴樵：（1866-1897），德潚长子，名以楩，一字樵，又铁樵。同其父德潚（季清、筱村）皆是晚清“变法维新运动”的积极分子。素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君子交往甚密，志同道合。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八十三则云“余故交中除复生(谭嗣同)、铁樵外，惟平子最有切密关系。”谭嗣同《吴铁樵传》云：“以长铁樵一岁，父事季清先生而弟铁樵，过从日密，偶不见，则互相趋。”

    吴樵少年时随父学于北京，入同文馆，并学算术等新学，对当时西方传入的物理、化学等都很擅长，可谓于西学无所不窥。在当时是很难得的科技人才。深得时人叹赏。陈三立在给吴樵写的墓表中说：“君少从父游京师，入同文馆，受算术数年，为老师宿辈所惊叹。复颇治泰西格致声光之学，于商货消长，子母钩稽，益能知类极变，精思独出。”谭嗣同《吴铁樵传》谓：“从今之变，中外之故，天人之际，性道这原，靡不贯穴奥赜，而述之璺璺。童年即精算术，若由天授。元代积微，不师而能谈；几何条段，如出掌而目数其指。由是遂通西儒所谓格致学，尽能习其器而名其物。”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第十七则中说：“达县吴季清先生德潚，……有子三人，长曰铁樵，名樵；次曰仲弢，名以棨；季曰子发，名以柬。皆有过人之才。余与谭浏阳及铁樵约为兄弟交，而父事季清先生。乙未秋冬间，同客京师，吾三人者，连舆接席，未尝一日相离也。……浏阳(谭嗣同)语余曰：“三吴（樵、仲韬、以东），蜀之三龙也。吾国有此等人才，岂是亡国气象！”

    樵创办一新报，名曰《民听报》。自任总理和主笔。此报，商贾之报也。凡《时务》所及者，皆不复，而又用英商字样，有《时务报》所不能言者，此报能言之。如刊登他客观、纪实地反省近代中国为什么失败，而俄、日却发愤图强，改革成功等文章，影响很大。樵还是当时一位难得的西学专家。重视学习西方的法律、医学和农学等。拟与黄遵宪作为政府特派出洋办外交，故曾奉命组织翻译《日清战争纪实》、《俄属游记》、《工作》、《出入度支表》二卷等书。而樵则更着重翻译的科技实业方面的西学，以激发国民发愤自强、摆脱国际激烈竞争中落后的命运，争取民族光明的未来。倡导输入西方社会学说，在运用西方近代理论作指导，研究中国文化学术、政治法律、提高医学、农学、矿冶科技水平上作出示范。张之洞评樵“西学甚好”，“吾欲见之”。

    樵更是一位实业家。经过对国际市场的考察，鉴于中国当时的严重的民族危机，樵倡导湖南开矿， “用中国的矿产，中国的工人，西方的方法，制造矿业产品输出”。

    吴樵认为：“国势日亟，而当道者不足与有为”。深信求活之法，“唯有实业、教育。感时会而奋志农工，用自己脚步踩出一条封建士大夫所从未走过的道路”“欲国之强，当先教育”，而“欲兴教育”又须“先兴实业”；“洋货输入以纱布为大宗，振兴实业当以矿业为急务；湘盛产矿石，利权外溢，无异‘沥血肥虎’，更应急办矿厂，以资抵制”。以与外国“争利权”。马关条约订立后，在民族危机、外资涌入的刺激下，“设厂自救”的呼声更为激昂。清朝当局迫于形势和舆论，不得不表示“提挈工商”，谕令各省招商。多设工厂以收利权，官绅尽力“附股”，并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对发明、仿造新式机械的给予衔赏、管制和专利权等奖励。

    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宝箴在湖南兴矿务，邀请樵董理其事。四月，樵由上海至汉口，偶感小恙，不幸病逝。亲、友无不哀痛，深表惋惜。认为是“维新运动的一大损失”。

    谭嗣同作《吴铁樵传》，谓：“中国有铁樵，则中国之事之待于铁樵者，不知凡几，铁樵必不死。而铁樵竟死。然则吾又将奚适也！”也作《哀吴樵联语》，曰“魂气无不之，人因季札思观葬（礼）；华阳渺何许，鹤到林逋更合铭。”陈宝箴之子陈三立（进士、吏部主事）作《清故光禄寺署正吴君墓表》，说：“余与君父交尤挚，尤痛君后生英才，不能忘也。”

    吴樵有一子一女，名吴仲实、吴训华，均留学日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戊戌政变突发，梁启超逃往日本后，与吴樵的子女常有来往。

    现存吴樵的史料，除散见于康、梁、谭等文集，以及其他各种研究戊戌变法的资料中外，比较集中的是在《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写给康年的四十余封书信.这些书信写于乙未(1895)至丁酉(1897)间，正是清末变法维新活动的重要时期。主要记载了樵与孙逸仙（中山）的交往；与其父筱村至北京参与讨论建立强学会；其后强学会被查禁以及返回南方在上海与汪康年、梁启超办《时务报》，以及讨论兴办农学会、不缠足会、医学善会等维新进步组织，还论及筹办实业，于湖南开采矿产等，亲历、亲闻论据翔实。传达出清后期中国内忧外患的真实历史。亦是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宝贵材料。

  注：樵生平事详载《民国达县志》、《谭嗣同全集“吴铁樵传”》以及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汪康年《诗友手扎》、黄公度（遵宪）《人境庐诗草》。

　　　　　吴耀彬转录于二00五年桂月中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