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百家姓辞典》记载:中国人的姓氏多达6363个,其中:单姓3730个、复姓2498个,三个字的有127个,四个字的有6个,五个字的有2个。若按每姓一堂计算,全国至少也有六千多个堂号,这对研究中国文化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1、堂号反映了强烈的血亲观念。
中国宗法制社会,首先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就是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这一社会心理在堂号中也有所反映。前面所说的河南省密县五里河李氏就是由于家庭分支,形成了同姓不同堂号;而在我国南方闽粤一带的洪、江、翁、方、袭、汪六个姓氏,共用一个堂号——“六桂堂”。“六桂堂”大约出现于北宋初年,它是我国一个十分著名的堂号,据历史文献记载,南方的这六个家庭,虽然其姓氏不同,但实际上却是一父所出的同一家人,而追本溯源,统统都是翁家的后裔。
2、堂号反映了强烈的区域观念。
区域观念的突出表现就是以地名堂。如:海氏,系承海春,望出薛郡。春秋时代始见于卫国的海氏,当秦汉统一天下之后,族人却集中于薛郡,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西南部及江苏省北部地区,后以薛郡为繁衍为中心,逐步向其他地区播迁。
因此,两千多年以来,海姓人士,都不会忘记他们世代相传的堂名是“薛郡堂”,在共同的堂名之下,敦宗睦族,守望相助。再如:诸葛氏,系承葛伯,望出琅琊。这个古老家族的发祥地诸城,位于现在山东省境内潍河上游的东岸,属秦、汉之际琅琊郡的范围内。因此,后世遍布全国各地的诸葛氏,绝大多数都世代沿用着“琅琊”的堂名。大家所熟悉的诸葛亮,也每每自称:“琅琊诸葛孔明”。
另外还有岳氏的“山阳堂”、墨氏的“梁国堂”、徐氏的“豫章堂”、鲜于氏的“渔阳堂”、仲孙氏的“高阳堂”、欧阳氏的“渤海堂”、上官氏的“天水堂”、荆氏的“广陵堂”、蒯氏的“襄阳堂”、融氏的“南康堂”、易氏的“济阳堂”、古氏的“新安堂”、柴氏的“平阳堂”以及呼延氏的“太原堂”、爱氏的“西河堂”、茹氏的“河内堂”等,都是以地名堂。
3、堂号反映了强烈的宗族荣誉感。
中国历代有识之士,为本氏族繁荣昌盛,世代廉洁奉公,不计名利,乐善好施,给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如:杨氏“四知堂”,闻名天下,东汉杨震,为东莱太守,道经昌邑,县令王密求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无知、神知、我知、子知,何为无知!”密愧而出。杨氏后代子孙,以“四知堂”来怀念拒绝腐蚀、不受贿赂的先祖杨震。如:冯氏“大树堂”,东汉名将冯异,辅佐汉光武帝刘秀定天下,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处树下,军中号为“大树将军”。再如:范氏“麦舟堂”,宋朝范仲淹,遣子纯仁,至姑苏运麦,船至丹阳,遇石延年(曼卿),曼卿语及无资改葬亲人,纯仁即以麦船赙之,至家,向父述遇曼卿穷况事,父曰:“何不以麦舟与之?”纯仁曰:“已付之矣”。后常以麦舟作助营丧事之典。
还有胡氏的“安定堂”、许氏的“居廉堂”、徐氏的“八龙堂”、钱氏的“树锦堂”、魏氏的“十思堂”、陈氏的“归来堂”等,都是族人以祖先的嘉言懿行来定堂名,要求后世子孙永远继承发扬先祖的美德。
4、堂号反映了强烈的道德观。
在宗法社会,以宣扬安分守己,服从封建礼教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和人品道德。诸如:张氏的“百忍堂”、任氏的“五知堂”、秦氏的“谦德堂”、刘氏的“重德堂”、“五福堂”、楚氏的“秉德堂”、邵氏的“安乐堂”、乐氏的“厚德堂”、周氏的“忠信堂”、于氏的“福聚堂”、蔡氏的“克慎堂”等,都能体现宗法社会的道德观念。如:张氏的“百忍堂”,唐朝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麟德中,高宗祀泰山,路过郓州,至其家,问,何以能此?公艺请纸笔,但于纸上书百余“忍”字。再如:任氏的“五知堂”,宋朝任布以“五知”为堂,即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
5、堂号反映了对祖先的崇拜。
对祖先的顶礼膜拜,是中国宗法社会表现出来的又一显著的社会心态,意在“光宗耀祖”、“扬名显亲”。在堂号中,多是以官职为堂或别墅为堂来体现。如:屈氏的“三闾堂”,战国楚人屈原曾任三闾太夫;马氏的“伏波堂”,后汉光武时,马援为伏波将军;郭氏的“汾阳堂”,唐朝上元中,郭子仪进封为汾阳王;白氏的“香山堂”,唐朝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香山,号为香山居士;裴氏的“绿野堂”,唐朝宰相裴度,以宦官擅权,时事已不可为,乃自请罢相,以洛阳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
总之,堂号是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产物,它的产生、发展,多与修谱、建祠堂同时进行,它在我国历史很久,流传甚广,是我国历史典籍和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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