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海山之间、韩江两岸、“省尾国角”的潮汕，给人印象深刻的除了“舌尖上的美味”（特色小吃），当属于那一座座雕梁画栋、飞檐翘壁、富丽堂皇、威武庄严的乡村祠堂了。自西晋衣冠南渡，中原人口便开始了数次大迁徙，背井离乡的人群，更注重纪念跨越万水千山、一路风尘朴朴、披荆斩棘重建新家园祖先的丰功伟绩，更将对前辈的频繁祭祀，当成教化后人、凝聚宗族的无形力量。于是千百年来，中原迁徙士族的后人在广袤的潮汕大地，一座座历史悠久、建筑精美、传承有序的村中最豪华、地位最高的建筑——家族祠堂，犹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威严神圣地接受无数后辈的虔诚祭拜、文化传承、族规制约、香烟不绝……唐詹琲《永嘉乱，衣冠南渡，流落南泉，作忆昔吟》

忆昔永嘉际，中原板荡年。

衣冠坠涂炭，舆辂染腥膻。

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

南来频洒泪，渴骥每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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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胶己人”的由来和迁徙历史。

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天下的潮汕人，是以潮州话为母语的汉族民系，主要分布在粤东沿海的潮州、汕头、揭阳、汕尾、丰顺等地，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0多万。由于人口密度大“地狭人稠”，为了生存发展，自古以来，潮汕人就有外出到世界各地经商的传统和习俗。据统计，目前全球海外有2000多万潮汕人活跃在世界各地。

潮汕人起源于古代中原，属于河洛人的一支。由于战争和天灾等因素，中原先民数次大迁徙来到韩江三角洲地区定居、生生不息。

最早有文献记载的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帝国发动统一百越的战争，派兵守五岭，略取陆梁地，徙民到这里与百越人民杂居，落藉潮地，后再经赵佗的“和杂百越”措施，使人口得到交融繁衍。

晋代北方“八王之乱”战火蔓延，不少中原士族为躲避战祸，衣冠南渡，从福建晋江、江西赣州辗转来到这里，带来了中原文化。

据揭阳县《地名志》记载，靠桑浦山的乌美村就是创建于晋代的古村落。

“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唐刘知几《史通·邑里》）。”

南朝刘宋时的《宋书州郡志》记载：“义安郡领海阳、潮阳、绥安、海宁、义招5县，户数1119户，人口5522人”。

唐朝时期，潮州人口因大批中原人民、士卒迁入，人口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的58姓军士来开辟漳潮，不少将士落籍于此。

“潮州户数增至4420户，人口26745人（《新唐书·地理志》）。

宋代由于靖康之变，中原地区兵燹频仍，不少官员庶民或转道福建前来，或流经江西迁入，他们创建村落择地而居，更是比比皆是，按《元丰九域志》记载，潮州已有74682户，是唐代户数的17倍。

到了明代，从福建迁居潮州的人口大增。据明郭春震的《潮州府志》所记，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海洋、潮阳、揭阳三县共有人口289,795人。到了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据清朝吴颖的《潮州府志》记载，潮州已有人口540806人。

这些潮汕人以血缘为纽带、同宗同姓择地聚居，形成独具一格的宗族村落。

“今者强宗大姓所在多有，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清张海珊《聚民论》）。”

如晚清的吏部尚书许应骙、民国时期的粤军司令许崇智、教育家许崇清，鲁迅夫人许广平，他们的祖籍地就在潮汕地区揭阳的沟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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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地区祠堂文化的历史由来。

中原外来移民定居潮汕之后，无论是敬祖祈福、还是传播忠君仁爱孝悌思想、认祖归宗、规范约束族人行为，建祠堂（公厅）开始成为一个大家族凝聚的共同要求。

潮汕地区的祠堂文化，可谓历史悠久，早在唐宋时期，潮汕已有祠堂出现。

“州（潮州）之有祠堂，自昌黎韩公始也。公刺潮凡八月，就有袁州之除，德泽在人，久而不磨，于是邦人祠之”；“宋咸平二年，陈文惠公潮，立公祠于州治之后（《永乐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三·祠庙》）。”

宋元以后，潮汕地区有官衔品级的贵族也纷纷设立祠堂，追祀先祖，当地出现了“望族营造屋庐，必建立家庙”（清乾隆《潮州府志》）。

然而，在明永乐之前，法令上只允许有官衔品级的达官贵族设立祠堂祭祀祖先，平民百姓建祠堂是不合合法的，只好建祖宅公厅。

到了明朝中叶，才正式允许庶民修建祠堂，因此潮汕民间修葺祠堂之风变得兴盛起来。

一时之间，潮州出现了“聚族而居，族必有祠”的空前盛况。

譬如潮州府澄海县的樟林镇，居然有大大小小祠堂51座，姓陈一族5899人，便有宗、支祠堂14个；姓林一族人口3230人，有宗、支祠堂9个。

潮汕地区，一些大的同姓宗族不仅建有统一的“祖祠”，而且各房系支派下面也建祠堂，叫做“支祠”。

彼时的祠堂建设还有一定规格限制，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建造。

大清律令曾对官员家庙作出如下规定：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宗祠大堂可五开间，台阶五级，东西两庑各三间，有两重南门，院墙围起，并开东西侧门，如潮汕地区揭阳榕城的丁(日昌)府。

四品至七品的中级官员家庙，堂屋三开间，台阶三级，东西庑各一间。八九品小官的家庙堂屋则只一开间，台阶一级，院子只有一正门。

晚清至民国时期，各宗族在经济政治中心的城市，建大宗祠，并非完全展示宗族团结，家族人材济济，而是另有意图目的。

它都是由有权势官僚士绅倡办，非大多数人的愿望需求的，如潮州的方氏大宗祠，就由方耀所倡建，杏花村的原李氏大宗祠是李扬敬所牵头建起的，新歧的张氏大宗祠，是张瑞贵参与倡建的，以此来联系宗亲，捞取政治资本。

按照约定俗成的传统规矩，祠堂一般不住人，主要作族人祭祀祖先，商议本宗族大事，乃是一个庄严肃穆的场所。

一般管理祠堂都由宗族长房长支长辈负责(俗称“族长”)，也有由有功名、有威望者主持，这要在祭祖后议事时付之公决而定。前者一般合乎宗法，后者则有利于工作，如两者能达到统一，则宗族规约便畅行于一族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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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地区祠堂发挥的重要作用。

作为商议族内重要事务的场所，潮汕地区的祠堂还有以下重要职能和作用。

01 祭祀祖先。这是祠规的大事，家庙祠堂就是祭祀之所。祠约要求族人虔诚地参加祭祀活动，“勿怠废先人祀”。以行孝道祈福泽，这是族人的精神支柱。

祭祀的日期有定期的，也有ト吉择日的。一般是清明扫墓，冬至于祠堂祭祖，也有元日或元宵节祭祖的(潮州归湖、畬族就是元宵夜关祠堂门祭祖的)。

祭祀的范围，则以入祠上祀范围而定，在宣读祝文中阐述清楚。至于儿孙得功名做大官，回乡感谢天恩，祠前竖旗杆，开多门祭祖先，是整个民族感到光荣的事，日期则由主事者确定。

在依仪祭祖之后，参加祭祀者按尊卑长幼向长辈尊长致敬，再聚餐吃供品。有些地方还分级人席，如揭阳登岗黄氏，吃供品席时，贡生以上功名者则两人一桌，秀オ四人一桌，六十岁高龄者八人一桌。有些地方祭后不聚餐，分“胙肉”而已。

胙肉，特指祭祀时供神的肉。宋代陆游在 《入蜀记》卷五:“招头盖三老之长，顾直差厚，每祭神，得胙肉倍众人。”

02 制定乡规祖法约束族人。

之一，族人不准侵犯祠产和宗人财物。祠堂财物资产，虽属公有，但任何人都不能侵吞，潮汕很多氏族的族谱都有规定:“族人如有盗卖祠田，一经察出，除勒令备价赎还外，公同家法治处。”“重则处死，至少加倍罚款。”

宗族对于族人的私有财产，有保护它不受别人侵占盗窃而订立的规约，俗称“禁规”。如在两造收成之前，“严禁放鸡鸭下田”，“不准偷盗瓜果等农作物”。甚至在祠堂前演木偶戏，棚前挂出不准侵害偷盗农作物标本，以表示禁规严肃性，说明如有违禁者，要受严厉处理，罚款、罚戏、杖责和游街示众。

之二，乡规族法在族人的婚丧中也起着规范影响。在封建社会，男女不能自由恋爱，要有父母命媒妁言才定。有些宗族规定“男子定婚，女子许字，必谋于家长，既决而告庙”。还定下新婚第一年新娘应于元宵节到祠堂共拜祖宗，才被确认为本宗族成员。族规禁止同姓通婚，明文载入族谱。

丧礼则更加繁杂，说是尽孝道、守礼制。有些还规定居丧三年内，子女不准婚嫁的。然而也有些开明祖先。主张厚养薄葬的，如潮安仙乐村，杨氏九世祖，就立遗训规定丧事从简，得到子孙赞誉支持。

之三，族人纠纷要在桐堂解決，不得擅自告官，把族权视为“国法”。族人之间发生纠份，先到祠堂请族长或主事排解。“在祖宗神位前论曲直、剖是非”，是最严肃而具权威性的。

栽决审理不单是以情理为准则，而是要“以尊卑定逆顺、判曲直、定是非”。以维护尊卑名分，而偏祖尊长。在清代，族权在强化时期，族人若不服从宗族的处断，要受到族长的责治，若未经祠堂族长裁决而先告官的，要受到族法处理，说他邈视祖宗。其理由是族人先是宗族的属民，其次才是皇家的臣民，这就决定族人纠纷一定要过祠堂审理这关。如此一来，宗族祠堂实质上是一级基层政权，也是调解裁决机构，族长就是长官。所以，族人违抗族法者，族长便可在祠堂召开宗支主事人，商定对违犯族法乡约者进行处罚。处罚方式很多。

体罚:责打、祠前示众、向祖先长跪悔过。

罚钱(谷):对损坏祖业者，罚钱(谷)交付祠堂敬祖置业祭祀之用。

开除出宗族:不许入祠、入谱，开龛门告祖先禀(贬)出宗族（这是乡规族法的最严厉惩罚）。

03承担家族学校教育的职能。

人才的昌盛与否，往往是家族盛衰的重要标志。因此各宗族在兴学育才方面，都定出不少措施，有的规定入学不收学费，好学而生活困难的优等学生，可从公租中按给生活补助;

为奖励族人步入仕途，对参加乡试的人，发给赴考路费，中举还有贺银。有的宗祠置有秀才田，族人中秀才、举人，回乡在祖祠开谒祖，晏请族亲长辈之后，经族长认可，每年可在秀才田的田租中分到一定数量租谷，以示奖励。如澄海县锡明公祠，于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就倡买粮田5亩为书田，有新进庠生，均可分收田租，以此鼓励上进。也有不少发迹官员购田助学。如明代的大理寺卿林熙春，曾捐修赎佛寺田百商作为秀才“科试”的费用。

献捐田产助学的各地都有，甚至还将最神圣的祠堂拿作办学之用，有些还延续到现在。据文献记载，仅汕头庵埠镇辖内，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至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镇属小学81所，有40所以桐堂为校址，1939年至1949年有小学49所，以祠堂为校址的25所。解放后至1988年，镇有学校29所，尚有15所以祠堂为校址。足以说明宗族对兴学育才的支持。

据有关方志资料反映，潮汕在各方面重视兴学育才中，明清时期人才炽盛，明代潮州名人辈出，中进士者149名，有全国名列榜首的状元林大钦。

清自顺治八年(公元1657年)至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的104年中潮州府中进士的125人，中举人701人，贡生1069人，三项共1895人。

04祠堂的无形凝聚组织力量，有效增强了家族（村寨）抗灾、御侮力量。

潮地处于南海之滨，风、涝、水、早等自然灾害频繁。当地为求生存，时刻不忘与天灾斗争。各村庄根据其不同的地理位置，组织修筑堤围、塘坝、涵闸，疏浚河道沟渠，以改善防洪排荡抗早的生产环境，这些庞大工程，一家一户很难完成，聚族而居的乡村，在宗祠公决之后，便能一致行动而促成。如揭阳金坑乡兴建沟渠、灌溉，改造石母山引水渠，由族人共同努力完成，使受益农田达300亩。在筑堤修坝时，除抽丁派工之外，宗祠还拨出租谷补贴民食。

宗族族长除领族人与天灾斗争外，也在争生存中与人祸斗。特别是在政局动荡之时，或是外敌内侵祸害严重时刻，各宗族首先是筑寨自卫。

“古时大乱，乡无不赛”（ 《潮州志・兵防志》）。

明朝中叶，倭寇为害潮州甚剧，那时，各聚族而居的乡村，各自组织丁壮保卫家园。

风山有古赛，在盗贼猖时，乡人陈千山倡义守寨防贼，使贼不敢侵掠风山。到嘉靖庚申(公元1566年)，倭夷入寇，陈干山的裔孙南野，也率众守寨抗倭。贼多次来犯，族人在陈南野率领督战下，无不以一当百。使贼受挫溃退（周硕勋《潮州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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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地区闻名遐迩、享誉四方的几个祠堂。

01集潮州木雕艺术之大成的“已略黄公祠”。建于清光绪年间的潮州己略黄公祠，用料讲究，装饰精美，可谓清代潮州木雕艺术鼎盛时期的代表作。

己略黄公祠的木雕广泛采取了圆雕、沉雕、浮雕、镂空等不同手法，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表现了多层次的镂空复杂内容，把有限的画面变为广阔的空间，将不同时空的人、事、物、景集中于一个画面。还有在色彩上充分运用了黑漆装金、五彩装金、本色素雕等三大手法，使整座建筑物布局严谨、层次分明，受到著名古建专家郑孝燮予的高度评价，称之为空前绝后的“潮州木雕一绝”。

02明代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潮汕地区最大、最豪华的祠堂——下桥“胡氏祖祠”。

潮汕有谚语说：“下桥祠堂，棉湖厕缸。”以形容棉湖厕缸之大，下桥祠堂之恢宏。当地还流行着一个形象的比喻:“若将面条围祠一圈，吃量大的也食不完”，可见占地之规模巨大。

下桥“胡氏祖祠”，建筑宏伟，巍峨壮观，瑰丽堂皇。为潮汕地区各大祠堂之冠。它长49米，宽24.5米，建筑面积逾1200平方米；祠堂始建于明朝洪武至建文期间(公元1368-1399年)。其建筑材料汇集潮州木雕艺术、石刻艺术之精华，举世罕见。如后厅之楠木栋梁，大逾合抱，历时六百年而不朽，堪称奇迹，令人过目难忘。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在潮汕地区，林林总总、星罗棋布的大小祠堂，俨然已成为潮人精神的享殿，宗族的荣光，流传至今更升华为一种祭祖祈福、凝聚人心的无形力量，源源不断的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