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锈蚀的铁锁，锁住了岁月的尘埃，却锁不住鲜活的晨光。青砖灰瓦，飞檐斗拱，不厌其烦地诉说着已经麻木的繁华镂空木雕，书房画室，在刻下岁月刀痕的同时，也刻下主人曾经的风雅。

       在深深的庭院里，雕梁画栋的残片停留在岁月深处，布满包浆的拙朴和凝重，满覆时光的履痕。置身于这一隅古村之地，徜徉在幽暗并带有一点残破的院落，品读着这里曾经发生过传奇故事，或与一棵古树独语，或与一朵鲜花对话，一如走进一幅古老的水墨画，携着淡淡的古韵，看着石缝中顽生植物，嗅着潮湿的气息，似有梦回江南的味道。

       地处长江中游的鄂东地区，以山地、丘陵为主要地理特征。这一地区依山带水。风光秀丽其区内丘陵与盆地交镨分布，山麓口野间河流纵横。溪泉密布。山水之间一处处集镇和村庄被成片的农口和竹木林地围绕，一组组马头山墙、布瓦屋顶掩映在青山绿树之中，和谐而自然。而这里温和的气候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栖居条件。复杂的地貌为这里的聚落建筑造就了多样化的形态特征。数百上千年的家族文化在这里孕育、生长，形成一处处聚族而居的血缘型村落。地处红安县八里湾镇东北5km外陡山村的吴氏祠堂，就是掩藏在这样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中，风格独特的宗祠建筑 。

       元末明初，战乱频繁，天下初定之时，两湖田野荒芜、人口稀少，政府开始允许“插标占地”。于是大量的江西人口前往两湖地区，史称“江西填湖广”。在之时，吴氏一族恰巧因公务而迁往湖北。最后辗转定居于今天定居于今天的红安县境内八里湾陡山村。吴氏祠的《源流考》载：“……又八十五传至永昌公，永昌公江西饶州府官也。又传至八十七世孙兰芳公官居中武将军，明太祖命镇抚湖广，逐由江西饶州迁至湖北，族人称之始迁祖。”

       就此，吴氏子孙开始在红安这片大地上生根发芽，并且枝繁叶茂。乾隆二十八年由当地吴氏宗族合资兴建陡山吴氏祠，目前留存于世的光绪二十八年择新址重建。吴氏祠乃江西吴姓族人迁徙至湖北而兴建，按常理其名应称为吴氏支祠。然迁徙在明初太祖之时，其时修建祠堂等级森严，民间尚不得私自立祠，故可推测吴氏一族在江西并未修筑祠堂。及至明嘉靖十年（1531 年）明世宗诏“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各地才开始修建祠堂，所以到陡山吴氏祠堂始建之时，取“吴氏祠”之名并无不妥之处。

       被誉为鄂东第一祠的是吴氏祠堂，背倚悬崖陡峭的陡山，面对苍翠葱郁的谢家座山，门口左右两边各有棵红枫树，如同两位卫士守护着祠堂祠前有大片良田。一条小溪从祠堂门口流过。按传统的风水理论，这块地正是“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陡山村中曾有考取功名人氏数名，吴氏族人也不乏外出经商并发财的生意人。

       红安吴氏祠是湖北传统的两进两天井院式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占地千平米有余。吴氏祠与大多数传统建筑朝向不同，为坐南朝北，略朝西北方向偏移约26°。这是由于当时修建房屋选址时十分讲究风水，提倡“四象之说”，建筑物左青龙高过右白虎为吉，南朱雀低于北玄武为吉，所以吴氏祠为了择吉址而建便将座向有所调整。

       吴氏祠空间布局严谨，自正门进入分别为观乐戏楼、前院、拜殿、后院以及寝殿，两院均有廊庑，前院戏楼及廊庑部分均为二层建制，拜殿东方开有侧门。祠堂的台基分为观乐楼、拜殿以及寝殿三级，自观乐楼台基起逐级抬升。三级台基均为砖石混合，台基主平面使用方形灰砖平铺，边缘使用条石收边。吴氏祠有前后二院，前院较大，长约18 米，宽约13米，占地 200多平米，使用块石拼接出“Y”型踏道，走道两旁各放置两个花坛，分别为四边形和六边形。后院较小，是湖北传统民居的标志性空间--天井，集通风、采光和排水功能为一体，其地面使用条石平铺，左右两侧各置花坛，靠近寝殿一侧有垂带式台阶。吴氏祠是典型的徽派建筑形制。

       从吴氏祠堂建筑群来看，整个吴氏祠堂面阔五间，为砖木结构，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410平方米。整个吴氏祠堂的空间布局严格按照寻常祠堂的要求而设置，为三进两庑式及一进数重的形式，前、中、后三重建筑之间，有庭院相隔。廊庑相连，祠堂内每重的用途皆有明确分工，形成前有牌楼、中有大厅、后有深院的空间序列。

       其中前幢部分连接正门牌楼之后设有戏台，大门与拜殿之间形成院落，两侧廊庑部分为上下两层，二层廊庑尽头连接拜殿大厅的楼梯处曾设有木雕鼓皮小门，现已被拆毁，后院廊庑被发展为东西厢房，其后的寝殿则为整个吴氏祠堂建筑群空间序列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走进吴氏祠堂建筑群，迎面而立的吴氏祠堂重檐歇山式的石牌楼，其高5米，其建筑造型为三层飞檐、鱼尾鸱吻，斗拱重，皆为陶制，其色如墨，大门横粱上方刻隶书横匾与正上方楷书竖匾皆为红岩J刻后嵌八牌楼之内。除两匾外，牌楼上有许多精美的人物花鸟雕刻嵌板，内容“文王访贤”、“大禹耕田”、“二十四孝”下有两圆形雕花抱鼓石及一对石狮。外围东西及背墙，由特制的大青砖所做，围墙将其包裹成一个整体，墙头饰以精制的砖雕与饰物，并与陡山村民宅建筑融为一体。

       吴氏祠堂正中牌楼上悬挂着一笔力遒劲的竖匾，上书“吴氏祠”，牌楼内还有一块横匾，上面同样也是龙飞凤舞的四个宇“家承赐玉”，大约指的是朱元璋为这里题字事。

       据祠堂内《源流考》载：“我族有世次图原自泰伯公十九传至季札公。公因让国避位于延陵，封之延陵号，称季札公为延陵季子也。”又宋代《百家姓》明确记载，延陵乃是吴姓的郡望。后世为了纪念季札公，将吴姓郡望定为延陵，其后裔将姓氏前冠以“延陵吴氏”，将祠堂冠以《延陵堂》。故红安吴氏祠正门上撰写“延陵世泽”，以道明宗族源流。牌楼上飞檐起翘，翼角伸展，青瓦甍，雕饰细致，呈现出典型的微赣之风及。东地区的传统建筑装饰之意蕴。

       推开吴氏祠已有百年历史的大门，眼前的雕梁画栋会令人叹为观止，从上至下，从屋顶到台基，几乎所有可装饰之部位，皆以木刻、石雕、砖砌、彩绘等方法饰以祥禽瑞兽、花纹线脚、文字、彩绘等工艺精湛、造型生动之物。吴氏祠的建筑装饰部位主要可以分为屋顶脊饰、山墙立面、梁架立柱、槽门窗牖以及隔断栏杆五大部分。

       吴氏祠乃是硬山式屋顶，山墙均高过屋顶两坡，以蝴蝶小青瓦铺贴，装饰主要集中在屋脊脊饰以及檐口之瓦饰。屋脊位于屋顶两向交界处，出于安全、牢固、防水、美观等方面的考虑，故运用砖瓦封顶，是为脊饰。脊饰从结构上可分为脊身、脊中、脊头三部分。红安地区

       传统民居脊饰之做法通常较为简单，多以竖瓦叠涩之形式出现。

       吴氏祠屋脊装饰极为特别，脊身并未采用红安地区大量使用的竖瓦密集叠涩，而是别出心裁地使用两组平行立起的透瓦，再于立瓦上施两层瓦盖顶，剖面呈倒“U”镂空形制。除“凤舞龙飞”脊外，这种形式广泛应用于吴氏祠堂的脊饰之上。

       作为特殊的民居形式的吴氏祠，使用了普通民居较少使用的鸱吻作为脊头装饰，其鸱吻朝向屋脊，口含铜钱，尾部外翻呈卷曲状。

       吴氏祠屋顶装饰的另一处则是瓦当和滴水。瓦当俗称瓦头，是覆盖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具有稳固、美化檐口之功用。吴氏祠的瓦当大致呈三角形，尖朝下，朝上的边为圆弧形，上雕刻菊花纹作为装饰。滴水是指覆盖建筑檐头板瓦前端的遮挡，吴氏祠的滴水形制与瓦当大致相同，呈三角形状，只是朝上的边略微向下凹陷，滴水整体呈下垂状并向内凹陷，上雕“寿”字纹。吴氏祠的瓦饰中有着一处独特的装饰，压于瓦当之上的一片瓦，其瓦头向上翘起，呈弧状向上倾斜突起，上饰葡萄雕纹，顶边有九个小突起。

       吴氏祠山墙高大，谓之封火墙，墙面为砖石所构，山墙主要功能并非支撑，而是适用于防火、防盗、防风雨、保护屋面等功能需求。

       吴氏祠山墙分为三部分，底部为基座，使用宽大且长并经打磨过的规整岩石顺砌；中部使用小青砖顺砌，且每块砖上都雕有“吴氏祠”字样；上部亦为青砖顺砌，但施以彩画作为装饰。封火山墙通过这上中下三部分构成，使得墙面观感上光洁整齐，石材的质感与机理得到了自然的表现，多部分的组合也带来了变化丰富的韵律感。

       而其顶部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双侧起翘双层脊，底层人字形墙脊约占八成，双侧起翘部分约各占一成，脊上斜铺一层瓦片,起翘部分顺延出第二层铺瓦，脊头各放置一只鸱吻为饰；在人字形墙脊上起第二层，与之同宽，先平铺三层瓦，呈龙鳞状，两端微微起翘；龙鳞瓦上再起两组平行透瓦，上平铺一层瓦封顶，脊中与屋顶正脊垂直相接。

       另一种为“凤飞龙舞”脊，也就是“猫拱背”。 此形制为湖北传统民居之特色，源于楚人对凤图腾的崇拜。脊身为三个连续的圆拱形，中间高侧方略低，以瓦摆出龙鳞形状，是谓“龙舞”；三连拱两侧各自起翘，加以鸱尾，称为“凤飞”。而“猫拱背”则是一种象形的说法。

       墀头，是硬山式建筑山墙端头的总称。吴氏祠的墀头不同于周边民居，其装饰极其充分，每个面都有彩绘或砖雕。墀头大致可五五分层，上层较为平整一体，高于屋檐且高耸，以大约45°向上起翘，下层分段逐渐向墙体收紧。墀头顶端装有角兽鸱吻，最下端安置狮子石雕。

       几乎所有传统民居当中，真正起到撑持房屋之功用的部件并非外墙，而是柱子。柱可三分：最底端接触柱础部位为柱基，柱基往上大部分乃是柱身、承接梁枋部分为柱头。吴氏祠中，柱按形制可分为方柱和圆柱，按材质可分为木柱、石柱和石木混合柱，每根柱下均有柱础。

       柱基之下接石础，成为柱础，作用为防潮，避免柱子从下遭到腐蚀，吴氏祠之柱础形式丰富，均为石制，形式从简至繁均有出现，大致可分为单层圆鼓式、须弥座复合式以及半柱式四种。而在这其中，圆鼓式出现次数最多，样式变化丰富。

       单层圆鼓式最为简单，表面平素不施纹饰。多层圆鼓式柱础共分三层，由下层的方形础、中层的八角形础以及上层的圆鼓形础共同组合而成，装饰也极为朴素。须弥座复合式的柱础造型复杂，下为方形须弥座础，此须弥座较为特殊，自束腰上下各有三层，共计七层，四面均会雕刻不同的装饰图案，集中于圭脚和最上层，题材以植物花卉为主；须弥座上接莲瓣圆鼓式础或方形础。

       在柱头与枋之直角区域处，通常在此处放置一斜撑，谓之撑拱。其利用了三角形的稳固性来起承托加固梁架结构的作用。吴氏祠的撑拱雕饰复杂且精美，使用了圆雕的技法，呈现出立体感，装饰内容有动物、植物以及吉祥图案等。祠堂中的撑拱较多，按复杂程度大体可分为两种，第一种为复杂的圆雕撑拱，如观乐楼上的“凤凰展翅”撑拱、拜殿檐下的“狮子戏绣球”撑拱；第二种则为形制方正的透雕撑拱，此类撑拱以拐子纹或卷草纹为主要装饰，并融入龙头、麒麟等动物造型。

       在吴氏祠中雀替的位置，有这样一幅不同寻常的雕花--“百鼠葡萄”，成群的老鼠在葡萄书上展示出各种各样的形态，或藏或隐、有翘有垂、欲吞欲吐，任凭你无限的遐想。其实“白鼠图”并非真有一百只老鼠，如果你花上一番时间去数一数，这些老鼠不过只有50来只。而用老鼠作为雕刻原型在中国古代是即为少见的，这样的雕刻不得不让人赞叹吴氏先人不拘一格的气质。

       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建筑木雕的表现题材具有明显的道德教化功能，集道德教化功能、建筑装饰功能、艺术表现功能于一体。明清建筑木雕装饰中，常见的表现主题是充满正能量的神话传说、戏曲故事；有吉祥寓意的文字、珍禽鸟兽；代表富贵、造型优美的花草；反映农耕社会生活的渔樵耕读等。吴氏祠的木雕装饰作品题材既有常见的表现主题如神话传说、戏曲故事、珍禽鸟兽，渔樵耕读，还有明清时期极其少见的反映当时城市面貌的纪实性题材作品。祠内前栋观乐楼戏台的楼檐台裙上有一幅题材明显有别于传统木雕的作品，从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延绵的城墙、巍峨的城楼、波涛粼粼的水面、划船的船夫、繁忙的人群、精美的西洋建筑、鼻子高耸的外国水手等反映现实生活的城市江边景观。这就是著名的《武汉三镇江景图》，被誉为“新时代的清明上河图”。为了反映武汉三镇的繁华，作者运用中国古画中的散点透视法则，作品从左到右依次雕刻了武昌营盘、武胜门、应山祠、武昌关、烟波楼、码头，汉阳门、黄鹤楼、晴川阁、龟山、火巷口、龙王庙码头，襄河码头、花楼街、招商局码头、英租界、通济门。场面宏大，建筑、人物众多，景物层次丰富，前、中、近景分明，有较强的空间感，共同烘托出码头繁忙的景象，视觉效果强烈。

       古人喜欢渔樵耕读文化，除了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更多的是内心深处对功名利禄，光耀祖宗的一种心理寄托。于是，渔樵耕读成了大多数底层劳动人民一生的使命和追求。吴氏祠堂中，渔樵耕读这一传统文化被清晰地表达了出来。在寝殿正门前的天井院两侧厢房的四扇花窗之上，以凤头纹变体文字精心雕刻出“渔”“樵”“耕”“读”四个大字，以期吴氏后人在祭拜祖先之时，也要牢记自己耕田、读书的本分以及光耀祖先的职责。

       水有源，树有根。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其重视宗族观念、世系传承的族群，姓氏与家族影响着族人们的科举出仕乃至日常生活。而宗祠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时光荏苒，岁月斑驳，吴氏祠依旧如一颗老松盘踞于此，不管岁月演变，政治风浪冲击，吴氏祠最后还是幸存下来，成为宗族性建筑标志的唯一。渔樵耕读的传统思想也得以保存。回首再看吴氏祠堂，他仿佛将我们的视线拉回了百年前。那时，吴氏宗亲们在这里聚会、听戏，那缭缭绕绕的唱腔萦绕耳边，一派繁华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