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爱国将领、著名诗人文天祥在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中留下了大量家谱序跋作品。这些序跋是研究文天祥生平思想、人生际遇以及南宋末年社会状况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由于历史原因，文天祥所撰家谱序跋大多并未收入文集，只是散见于多个姓氏的家谱资料当中，而家谱资料通常不易见到，故一直未能得到学界关注。《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出版后，在众多家谱序跋收录中，文天祥所撰序跋也因此得以集中呈现。

本文从文天祥现存家谱序跋着手，对其谱牒学思想进行探讨，并初步分析谱序中所蕴含的文献史料价值，以期引起学界更多的研究和关注。

一、文天祥所题谱序现存情况

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家谱资料选编》( 序跋卷)收录文天祥所撰序跋23篇，中国书店出版的《文天祥全集》载有谱牒序跋3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天祥研究资料集》收录散佚家谱序跋5篇，另有谢根华在《文天祥早期历史资料发现记》一个文中辑录《吉唐上门大屋下陈氏族谱原叙》1篇。这样算来，文天祥所撰家谱序跋共计流传下来32篇，其中时间可确考的，最早为宝祐四年( 1256)，最晚为祥兴元年(1278)。序跋所涉族谱的地区分布为：江西14篇，浙江5篇，湖南5篇，江苏3篇，安徽2篇，另有3篇尚不能确定。

据史料记载，文天祥为江西吉安人，出生于宋端平三年(1236)。宝佑四年状元及第，同年丁父忧，居家守孝三年。开庆元年( 1259)赴京，朝廷补授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咸淳五年(1269)知宁国府(今安徽宣城)，九年为湖南提刑。德祐元年( 1275)起兵勤王，抗击元军。此后，一直率军转战江苏、浙江、广东等多地直到祥兴元年( 1278)被捕入狱。

从时间跨度上看，这些谱序均撰写于文天祥状元及第到抗元兵败被捕之间，从地理分布来看，江西、浙江、湖南、江苏、安徽等地均为其足迹所到之处。因此，文天祥具备撰写上述谱序的基本条件，这些谱序出自其手当是真实可信。

二、文天祥的谱牒学思想

中国谱牒历史非常悠久，西周时期已有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出现。唐末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谱牒逐渐衰绝。北宋初期，人们对家族谱系大都语焉不详，欧阳修、苏洵有感于谱牒失修、谱学废绝之现状，开始倡导修谱立祠活动，并创立欧、苏谱法，成为后世修谱典范。文天祥一生恪守封建礼法，在谱牒学方面，虽然没有欧、苏那样的巨大影响，但在流传下来的众多谱序中，也体现了一定的谱牒学思想。

(一)修谱态度:求真写实、秉笔直书

唐末五代以降，谱牒大多亡佚，人们已经很难描述清楚家族源流，在修撰家谱时，往往喜欢附会青史留名的人物，以此来提高家族的声望。于是，将先朝的某些贤人名士认作家族始祖的现象屡见不鲜。对于这种攀附前贤、乱认祖宗的行为，文天祥持否定态度。他在《跋彭和甫族谱》中对蔡京后人歪曲事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莆中有二蔡， 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传闻京子孙惭京所为，与人言，每自诡为君谟后，孝子慈孙之心，故不应尔。”他认为，祖先有不义之举，不应该弃之另寻他人，而是要以之为鉴，克己修身，重振家门。他在该篇序文后面说道:“予闻晋沈劲耻其父陷于逆，致死以涤之，卒为忠义”。从而对沈劲舍生取义、为父雪耻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赞扬。

编修家谱要做到求真写实，不仅要杜绝妄认祖先，还要不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 认真考证每支每派的传继、迁徙情况。他在评价梁氏大宗谱时说:“不附贵而遗贱，不详亲而略疏，的的乎信谱矣”。在《兴国齐分曾氏宗谱序》中强调修谱应“精加考订，而祥审之”。

可见，文天祥在修谱态度上，强调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秉笔直书。

(二)修谱原则:详略有章、同其所同

修撰家谱是一项十分繁杂浩大的工程，必须有一定的取舍原则。文天祥在家谱序跋中论及了两个基本的修谱原则。一是“详略有章”。比如，记述时间较早的远祖可以简略，而近世祖先应尽可能详细全面。“于是始书行第、生卒、坟茔、山水，所以著作谱之原。末书子几人，除殇者不录，远祖不可考者略书之。" 再如，宗族中的贤能者应该详述。“有贤者出其间，必著有某德、有谋能，成某事，食其爵，殊其例，以表之。”

文天祥谈及的另一修谱原则是“同其所同”，即只有同一祖先所传血脉才能成为同宗，否则，虽然同姓也不能录入宗谱。“修之如何， 同其所同。虽贫且贱，而不之黜；不同则非同，虽富且贵，而不之附”。事实上，这种修谱原则与上述修谱态度是相一致的。只有坚持“同其所同”，才能避免攀附权贵，真正做到求真写实。

(三)修谱目的: 扶世立教、敦亲眭族

魏晋隋唐时期，谱牒主要用于区别门第高低，进而作为选官、品人、联姻的主要依据。所谓“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到了宋代，民间私修谱牒逐渐盛行，家谱的社会政治功能大大减弱，而扶世立教、敬宗睦族的作用明显增强。文天祥在家谱序跋中多次提及家谱的敦亲教化作用。他在为泰和柳溪陈氏宗谱题序时说:“世臣故家各自为族，重以谱牒，是以昭穆序，人伦正，治化隆也:。" 并称赞陈氏宗谱“实有关于风化垂世教之大端也" 。在文天祥看来，家谱不仅可以教化民众，甚至承载了礼乐制度的某些功能。“ 礼之废而无惧焉，社之废而谱存焉，吾犹有望焉”。

家谱修撰目的既是为了移风易俗、世教治化，同时也是出于凝聚家族力量、教育家族成员的需要，即所谓“敦亲睦族”。文天祥对 家谱敦亲睦族的作用有着深刻认识，他在《汾湖陆氏世系序》中感叹:“奈何宗法之坏日久，后士大夫家能荐谱牒，统其族属于离合盛衰之际，是敦宗之意也”。

(四)治家理念:诗书传家、孝悌为本

文天祥作为传统文士，崇尚诗书传家。他在谱序中多次引用《诗经》中内容，对于那些能够恪守诗书传家理念的家族，更是给予高度评价。他称赞吴氏“诗礼相传，文献相守”，称赞曾氏“诗书之泽，代不乏贤”。他在《罗氏族谱跋》中说:“视彼以势利起家者发自崇朝，其废也亦不崇朝、奚啻霄壤，惟诗书忠厚之泽可久可大。“文天洋认为，那些靠钻营投机取得富贵者不会延绵长久，只有提高家族成员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才能保家族兴盛，传之久远。

文天祥的治家理念中，与诗书传家理念相呼应的还有孝悌思想。他在《兴国齐分曾氏宗谱序》中说:“知尊祖敬宗之念，思木本水源之义，凡世人见之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有不观感而兴起者欤?”在《高氏族谱旧序》中云:“立祭祀之仪，以彰孝也。" 历史证明，文天样确实是一位尊崇礼制、坚守气节、舍生取义的儒学思想践行者。

二、文天祥所题谱序的文献价值

家谱序跋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实用功能。文天祥的谱序长短不拘，形式多样，文质兼备，不仅体现了很高的文学修养，而且极具文献史料价值。

(一)考证多个家族渊源流变的重要参考

文天祥在撰写谱序时特别重视对家族渊源流变的考证，在现存的30余篇序跋中，有17篇涉及到对家族得姓始祖、始迁祖、支派流徙等情况的考证记述。如《傅氏族谱序》云： "粤稽先生之籍， 自高宗梦帝赉良弼，得傅说于傅岩，尊封为相，能修先王之政，于殷复中兴，因以为姓。迄汉聚族于泥阳，有鼻祖宽阳陵侯，介子义阳侯，功封陕西庆阳郡，官籍开基，随有清河氏之族。越汉及晋，数传至休奕公，任司隶校尉。子长虞为御史中丞，以官籍而留宁州，后徙河南陕州。避晋永嘉乱，迁右江，居若干世，秉衡公临江教授。至宋，德芳公为高安令，卜居珠湖”。这种清楚记载历代世系流传情况的家族序跋，对于后世考证家族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素材。

(二)考述文天祥生平、思想、交游的重要依据

文天祥所撰谱序虽然均是记述他人的家族情况，但其中也包含了他自己的诸多信息。首先，序跋的写作时间及落款，提供了文天祥的一些生平资料。如在《泰和阙城罗氏族谱序》中有“予添登第，守官弗遑”之句，落款为“宝祐四年丙辰” ，这就提供了其状元及第时间。再如，在每篇谱序落款中提到的官职身份都不尽相同，若结合时间加以考证，便能清楚知道文天祥在不同时期的任职情况。其次，序跋为我们了解文天祥的思想情操提供了丰富内容。在其现存家谱序跋中，体现最多的就是爱国忠君的思想。如在《西昌袁氏宗谱序》中强调:“凡为男子， 忠君一也，孝亲二也。”此外，文天祥在谱序中通常会提到与求序者的关系及交往情况，为我们考述其交游、行迹等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考察南宋末年社会现实的重要史料

文天祥所撰家谱序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通过梳理这些谱序，能够从多个方面了解南宋末年的社会状况。例如，他在《李氏族谱旧序》中提到，当时民间修谱比较粗略，缺乏精确考证，族人之间关系疏远，祖坟墓地多有荒弃。“族谱昉于欧阳，继之者不一而足，求其鉴鉴精实，十无二三。况自大中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往往而是虽坡翁不免焉”，这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民风民俗提供了历史材料。再如，在《江州义门陈氏族谱序》中，文天祥记述了其奉太后诏旨起兵勤王、出使元营被拘留、夜走海上逃脱等经历，为了解南宋末年抗元斗争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总之，对家谱序跋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家族源流和序跋作者的谱牒学思想，而且可以为研究历史人物及其所处时代提供新的视角和领域。文天祥所撰家谱序跋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值得继续关注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