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民间谱牒与地方传说中多有所谓建文帝“清洗”贵州卫所将领、永乐帝为之“平反”之说，其中以燕乾、吴良弼、邵佐、李辅弼、邵俊诸人最为典型。本文严格依据《明史》《明实录》等正史、《贵州通志》《大定府志》《毕节县志》等官修方志及明代官制典籍，就建文、永乐两朝对贵州都指挥使司卫所官员的处置情况、明代城隍祭祀制度、散阶封授制度以及诸人事迹进行系统考辨。本文认为：建文、永乐两朝均无针对贵州卫所官员的大规模清洗；吴良弼确为毕节卫后所千户，但“定国将军”封号于制不合，与其正五品实职及子孙世袭千户的事实严重矛盾；燕乾、邵佐、李辅弼、邵俊诸人不见于正史与方志职官志；毕节城隍庙入祠功臣名单系后世杜撰；民间谱牒攀附历史名人、虚构官位封号的现象应予严肃批评。

       一、引言：传说与史实的分野

       近年来，贵州毕节市流传着关于燕乾、吴良弼、邵佐、李辅弼、曹震等明初将领的种种说法。据称，燕乾曾任“水西经略”，获封毕节城隍正神；吴良弼获封“定国将军”；邵佐获封“定远将军”；李辅弼获封“昭勇将军”；邵俊获封“武德将军”。这些人物被列入所谓毕节城隍庙“左神位”配享名单，与燕乾一同受祀。更有甚者，称吴良弼因“功高震主”被建文帝清洗，后由永乐帝平反。

然而，历史研究必须以可靠的原始史料为基础。本文不取传说立论，而是严格依据正史及可信方志，对上述说法逐一进行考辨。

       二、文史研究的基本规范与民间谱牒之弊

       2.1 史料的等级与价值排序

       历史研究对史料有明确的等级划分，其价值排序通常为：

       第一等：官方原始档案——包括《明实录》、内阁档案、兵部武选清吏司档案等，是当朝实时记录，真实度最高。

       第二等：正史——如《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虽为后世编纂，但依据官方档案，体例严谨，可信度较高。

       第三等：官修方志——如《贵州通志》《大定府志》《毕节县志》等，由地方官府组织编纂，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编纂时间距所记事件往往已隔数百年，难免有误，需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

       第四等：私家著述与笔记——如《翦胜野闻》《万历野获编》等，虽可参考，但多含传闻，需谨慎使用。

       第五等：民间谱牒——即家谱、族谱，多为后世修谱匠人誊写编撰，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攀附历史名人——将同姓历史名人附会为先祖，以抬高门第。如许多姓氏族谱将始祖追溯至唐宋甚至汉晋名人，而中间世系往往凭空杜撰、断裂缺失。

       其二，虚构官位封号——为给先祖“增光”，随意加封官职散阶，且多不懂明代官制，所署官衔往往与制度严重不合。正五品千户被加封从二品“定国将军”，便是典型例证。

       其三，混淆时代与人物——将不同时代的人物事迹混为一谈，或将不同支系的人物张冠李戴。

       其四，编造朝廷敕封——随意编造“洪武二十六年诰封”“宣德九年敕封”等说法，而无任何官方档案佐证。

       其五，代际错乱与履历失实——父子官职混淆、世代履历错位、晋升轨迹缺失、功勋记载夸大。

       民间谱牒在没有正史或官方档案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信史使用。族谱文献的价值在于家族世系记录和移民史参考，但其关于官职、封号、朝廷敕封等内容的记载，必须与正史、实录、方志等官方文献相互印证，方可采信。

       2.2 方志修撰的基本规律

       明清方志的修撰有固定体例。志书通常设职官志（记载官员任职）、选举志（记载科举功名）、人物志（记载重要人物传记）、武备志（记载军事设置）、秩祀志（记载祭祀制度）等门类。凡朝廷命官，必载于职官志；凡科举功名，必载于选举志；凡重要人物，必载于人物志；凡官方认可的祭祀，必载于秩祀志。

       若某人在正史中全无记载，在方志职官志中亦不载其名，在秩祀志中亦无其入祀记录，则其官职身份与入祀事实便无法证实。

       2.3 对民间谱牒乱象的批评

       近年来，部分人士为博取网络流量、吸引眼球，甚至为在家族中集资敛财，或为谋求家族内部所谓“话语权”与“正统地位”，竟将民间传说当作信史，将杜撰故事当作“家史”，从未出示任何可以采信的一手史料或原始档案作为证据。他们要么声称“上多代人口口相传”，要么编造“祖先托梦，自己应梦有惊人发现”之类的荒诞说辞，刻意炮制出“建文帝清洗功臣被赐死”“毕节城隍庙左神封二品定国将军”“永乐帝为建文旧臣平反”等耸人听闻的“历史故事”，严重歪曲历史真相，肆意践踏学术底线。

       将族谱传说当作信史大肆传播，把本应严肃敬畏的家族史实和列祖列宗的尊严当作谋取私利的“流量工具”，不仅是对历史研究的严重危害，是对学术规范的公然挑战，更是对地方史志编修工作的严重干扰，是对列祖列宗的大不敬，是对家族事务的公然破坏。

       更令人忧虑的是，一些自媒体和网络平台缺乏基本的史料甄别意识，不加审慎地扩散这些杜撰内容，以“揭秘历史”“还原真相”“正本清源”等为名，行传播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之实。历史研究必须以坚实的事实为依据，以严密的制度为准绳，以严谨的考证为根本，绝不容许以传说代替史实、以臆想代替证据、以杜撰代替考证。对于明知其伪而故意传播、以讹传讹、屡教不改者，学界与公众应予严肃谴责，坚决抵制这种亵渎历史、亵渎先人的恶劣行径。

       三、“大明黔宁王府军册”辨伪

       所谓“大明黔宁王府军册”之说，在明代制度层面存在根本性缺陷。本章从沐氏爵位世系、明代追封制度、沐氏职权范围及军政档案管理体系四个维度，逐一考辨其伪。

       3.1 沐氏爵位世系：正史所载清晰无误

       沐氏爵位的每一次变动，均有《明史》《明实录》的明确记载可考。

       沐英：西平侯开基，追封黔宁王。

       沐英，凤阳定远人，明太祖朱元璋养子。《明史·卷一百五·功臣世表》载：“西平侯沐英，洪武十年十月戊午封，禄二千五百石世袭。”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六月卒于云南，“归葬京师，追封黔宁王，谥昭靖，侑享太庙”。沐英生前从未以“黔宁王”身份开府治事，王爵为死后追赠。

       沐春：袭西平侯，终身为侯。

       沐春，沐英长子。《明史·太祖本纪》载：“冬十月乙亥，沐春袭封西平侯，镇云南。”《明史·功臣世表》明确记载：“春，洪武二十五年十月乙亥袭，镇云南。三十一年卒。”沐春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去世，终其一生均为西平侯，从未承袭“黔宁王”称号。

       沐晟：由西平侯进封黔国公。

       沐晟，沐英次子，沐春之弟。洪武三十一年袭兄爵为西平侯。永乐年间随张辅征交阯（安南），《明史·成祖本纪》载：“秋七月癸丑，论平交址功，进封张辅英国公，沐晟黔国公。”沐晟于永乐六年（1408年）进封黔国公，正统四年（1439年）卒，追封定远王。

       沐晟以下，沐氏世代袭封黔国公：第二代沐斌（正统五年袭）、第三代沐琮（成化元年袭）、第四代沐昆（弘治十年袭）、第五代沐绍勋（正德十六年袭）……直至第十三代沐天波（崇祯元年袭，永历十五年殉国）。沐氏自沐英入滇至沐天波殉国，世镇云南凡二百余年，历十三代。

       沐氏爵位变迁脉络清晰： 沐英西平侯（追封黔宁王）→沐春西平侯→沐晟西平侯→沐晟进封黔国公→此后世代黔国公直至明亡。

       3.2 追封王爵与子孙袭封的制度规定

       明代制度对追封王爵与子孙袭封有严格区分。《明会典》明确规定：“凡功臣殁后加封，公追封为王，侯追封为公……其袭爵子孙，非建立奇功异能，生死只依本爵。”意即：追封的王爵是给死者本人的荣誉，子孙袭爵只能依其生前实有的本爵，不能承袭追封的王爵。

       沐英生前实爵为西平侯，死后追封黔宁王，沐春作为袭爵子孙，只能“依本爵”袭封西平侯。追封王爵属于“饰终之典”，是对功臣死后的一种荣誉追赠，与生前实爵有本质区别。沐英追封黔宁王，意在表彰其镇滇之功，但此王爵不进入世袭体系。

       终明之世，沐氏无人生前称王。 生前获封最高爵位者为黔国公（沐晟始），死后追封王者有沐英（黔宁王）、沐晟（定远王）二人。沐春若以“黔宁王”自称或行文，等于冒称王爵——这在明代属于僭越行为。

       3.3 沐氏职权范围：镇守云南，无关贵州

       沐氏镇守云南，其职权范围在云南承宣布政使司境内。贵州都指挥使司自洪武十五年（1382）设立起，便直属于右军都督府，隶于兵部，与沐氏镇守体系属于平行关系。沐氏无权干涉贵州都指挥使司的军政事务。

       若有人主张沐春、沐晟曾以“黔宁王”名义在贵州行文、封官，这在明代制度下属于严重违制行为：

       其一，沐春、沐晟无此身份。沐春的正式爵位是西平侯，官方文书、诰命、印信均以“西平侯”为准。以“黔宁王”名义行文，等于使用与本人实际身份不符的爵号称谓。

       其二，沐春、沐晟无权封官。西平侯为功臣爵位，虽有镇守云南之责，但无权擅自任命或敕封官员。明代官员的任命权在朝廷，由吏部、兵部按制度办理。

       其三，明代异姓王皆为追封。明代“从来没有在人物生前封过异姓王”，所有异姓王均为死后追封。沐春、沐晟若在生前以王爵自居或行文，不仅违制，更涉嫌僭越。

       其四，若确有违制行为，后果严重。勋臣僭越王爵称号、擅自封官，属于大不敬之罪，轻则削爵夺职，重则可论死。史载沐氏家族“多次遭遇削爵危机”，足见朝廷对沐氏勋臣的约束从未放松。

       3.4 明代军政档案管理体系

       明代的军政档案由兵部武选清吏司统一管理，负责“掌卫所土官选授、升调、袭替、功赏之事”（《明史·职官志》）。各都指挥使司将领的任职、考核、升迁、世袭等情况，均须上报兵部备案。贵州都指挥使司的档案应上报兵部，而非保存于沐氏藩府。

       3.5 结论

       “大明黔宁王府军册”之说，正是建立在这一系列根本违制的前提之上。

       沐春、沐晟既无“黔宁王”之号，更无以此号开府行文、封官之权；沐氏镇守云南，与贵州都司属于平行关系，无权干涉贵州军政事务；贵州卫所将领的档案归兵部管理，不可能保存于沐氏藩府。所谓“黔宁王府军册”记载贵州卫所将领事迹的说法，在制度层面全无成立的可能。若有此类“军册”存在，只能是后世不明制度者伪造。

       四、建文、永乐两朝贵州卫所官员处置考

       4.1 建文朝对卫所官员的政策

       建文帝在位期间推行宽省刑狱的政策。《明史·恭闵帝本纪》载其即位后“诏行宽政，赦天下”。建文二年（1400），“诏天下卫所军士单丁者放为民”。这些政策体现了建文帝体恤军户、稳定军心的施政倾向。

       建文朝对卫所官员的处置，主要针对的是与削藩相关者。靖难之役中，部分卫所将领因支持燕王而被建文帝处罚。如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因向燕王告密，建文帝“召信，不赴”，后信降燕。都指挥使谢贵、张昺因奉命监视燕王而被燕王所杀。但这些都属于靖难之役中的个案，并非针对贵州卫所的大规模“清洗”。

       建文一朝仅四年，且有三年处于战争状态，朝廷对贵州等西南边陲卫所的控制力本就有限，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贵州都指挥使司下属卫所的千户、指挥等中下级军官进行大规模清洗。

       4.2 永乐朝对卫所官员的政策

       永乐帝即位后，对建文旧臣进行了残酷清洗，但清洗对象主要是建文朝廷的核心文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而非各地卫所的中下级军官。

       永乐帝对武官集团采取了安抚与笼络的政策。靖难之役中支持燕王的北平卫所将领，如张玉、朱能等，均获重赏升迁。而对建文朝任命的地方卫所将领，只要归顺，大多得以留任。《明史·成祖本纪》载，永乐元年（1403）“诏天下文武官，洪武三十五年以前任者，皆仍旧职”。这清楚地表明，永乐帝对地方卫所官员采取的是稳定延续的政策。

       永乐朝没有针对贵州都指挥使司卫所官员的大规模清洗。贵州各卫的指挥使、指挥同知、千户等官职，在永乐朝基本维持了洪武、建文时期的任命格局。

       4.3 所谓“建文帝清洗、永乐帝平反”说辨

       所谓“吴良弼因功高震主被建文帝清洗、永乐帝为之平反”的说法，在逻辑上存在多重问题：       

       其一，建文帝在位仅四年，且面临靖难之役的严重威胁，朝廷注意力集中在北方战场，没有精力和必要去“清洗”贵州毕节卫的一位千户。

       其二，永乐帝若为吴良弼“平反”，必定会有正式诰敕或诏书，这些文件应在《明实录》或地方志中有记载。然而正史、方志中全无此类记载。

       其三，“功高震主”的说法完全不适用于贵州卫所的千户。千户为正五品，在明初的军事格局中，地方卫所中下级军官根本不具备“震主”的功勋和地位。

       五、毕节卫明初任职将领考实

       据《贵州通志·职官志》《大定府志·武备志》《毕节县志·职官志》等方志记载，明初毕节卫可考任职将领如下：

       5.1 毕节卫指挥使

       柳楫：据乾隆《毕节县志》卷四《职官志》“毕节指挥”名录，柳楫名列其中。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亦载毕节卫有“同知柳楫”。地方文献称其于洪武二十六年奉旨督建毕节城隍庙。方志所载其职为指挥，此为可信史实。所谓“定远将军”为正四品散阶（初授），与指挥使正三品的实职品级大致相合，但指挥使获封正四品散阶低于其实际品级，于制不合，仍需进一步考证。

       汤昭：据《贵州通志》卷二十载：“汤，明洪武十四年毕节卫指挥。时初设卫治，建城池，开道路，皆其经始，功绩甚伟。”乾隆《毕节县志》卷四《职官志》“毕节指挥”名录中亦有“汤昭”。汤昭确为明初毕节卫指挥使，此为方志所载可信史实。所谓“授信将军”不见于《明史·职官志》所载武散阶名录，此封号显系后世杜撰。

       李兴：《贵州通志》卷二十载：“李兴，洪武三十年，毕节卫指挥，与弟隆以砖石甃城毕节，险要可据，皆其力也。”李兴为明初毕节卫指挥使，方志有载，但所谓“宣威将军”封号于史无据。

       5.2 毕节卫后所千户

       吴良弼：《贵州通志》《大定府志》均记载吴良弼为毕节卫后所千户。千户为正五品，掌千户所军政。乾隆《毕节县志》卷四《职官志》所列“毕节卫千户”名录中亦有吴氏相关记载。此为方志所载可信史实。

       然而，吴良弼终其一生为毕节卫后所千户，其子孙世袭此职。据载，吴良弼之子吴公华、吴公普，以及承袭后所千户的吴公普支系世袭的吴世蕃、吴宗、吴有良、吴继先，均为千户。这一世系传承清楚地表明：吴氏家族在毕节卫世代担任的官职是正五品千户，从未升迁至更高品级。

       所谓“定国将军”为从二品散阶（升授），与千户正五品的实职品级严重不符——明代制度中，正五品实职官员对应的是武德将军（正五品）或武略将军（从五品）散阶，绝无可能获封从二品散阶。吴良弼若果真获封从二品“定国将军”，则其子孙理应世袭更高官职，而非世代仅为正五品千户。子孙终明一世仅为千户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了吴良弼从未获封“定国将军”。所谓“定国将军”封号，显然是后世之人或地方文人不懂明代官制而随意加封。

       5.3 其他可考将领

       林秀：乾隆《毕节县志》卷四《职官志》“毕节指挥”名录中列有“林秀”。据林氏家族文献记载，林秀于洪武十九年“钦升明威将军毕节卫世袭指挥佥事”。“明威将军”为正四品散阶（初授），指挥佥事亦为正四品实职，品级相符，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明威将军”封号仍需更多官方史料佐证。

       李当阳：乾隆《毕节县志》卷四《职官志》“毕节指挥”名录中列有“李当阳”，确为毕节卫指挥，此为方志所载可信史实。所谓“宣威将军”为从四品散阶（升授），与指挥正三品实职品级不符，此封号于制不合。

       刘瑞：乾隆《毕节县志》卷四《职官志》“毕节指挥”名录中列有“刘瑞”，确为毕节卫指挥。“武略将军”为从五品散阶（初授），与指挥正三品实职严重不符，于制不合。

       张祺：乾隆《毕节县志》卷四《职官志》“毕节指挥”名录中列有“张祺”。所谓“忠显将军”为明代从三品散阶，与指挥正三品实职品级大致相合，尚需更多史料佐证。

       陈德：乾隆《毕节县志》卷四《职官志》“毕节指挥”名录中列有“陈德”，确为毕节卫指挥。所谓“乘信校尉”不见于《明史·职官志》所载武散阶名录，此封号显系杜撰。

       唐英：乾隆《毕节县志》卷四《职官志》“毕节指挥”名录中列有“唐英”，确为毕节卫指挥。

       5.4 方志无确切记载者

       燕乾：查阅万历《贵州通志》、乾隆《毕节县志》职官志，均无燕乾之名。“水西经略”一职更不见于《明史·职官志》及贵州方志。所谓“封毕节城隍”之说缺乏正史与方志支撑，显系后世族谱附会。

       邵佐：《贵州通志》《毕节县志》职官志中未见其名。“定远将军”为明代正四品散阶（初授），若邵佐无相应实职，则此封号于制不合。据民间传说，邵佐为元末红巾军将领邵荣之子，因父牵连被充军。邵荣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被朱元璋所杀，若邵佐确为其子，则其明初在毕节任职并获封“定远将军”的可能性极低——罪臣之子在明初武官选拔体系中难以获得朝廷敕封。

       李辅弼：《贵州通志》《毕节县志》职官志中未见其名。“昭勇将军”为明代正三品散阶（初授）。正三品散阶对应的是都指挥同知（从二品）或指挥使（正三品）级别的高级将领。若李辅弼确为明初正三品以上高级将领，正史及方志不应全无记载。

       邵俊：《贵州通志》《毕节县志》职官志中未见其名。“武德将军”为明代正五品散阶（初授），与千户品级相符。若邵俊确为毕节卫千户，方志职官志应有记载，但遍查无果，其人其事尚待进一步考证。

       曹震：此名见于《明史》——曹震为明初将领，洪武十二年以征西番功封景川侯，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因蓝玉案牵连被杀。曹震的“宣武将军”为从四品散阶（初授），与其侯爵身份完全不符，且曹震的活动范围在四川、云南一带，随蓝玉征云南时“屯田云南品甸”，“下威楚路”，与贵州毕节卫无直接关联。将景川侯曹震附会为毕节城隍庙配享功臣，完全不合史实。

       周必贤：《贵州通志》《毕节县志》职官志中未见其名。“骠骑将军”为正二品散阶（初授），对应的是都督府都督级别的高级将领。若周必贤确为明初正二品以上高级将领，正史及方志不应全无记载。

       张逸：《贵州通志》《毕节县志》职官志中未见其名。“广威将军”为正四品散阶（升授），若张逸无相应实职，则此封号于制不合。

       曹三保、郭世高、王文亮、顾青：上述诸人《贵州通志》《毕节县志》职官志中均未见其名，所署“怀远将军”“明威将军”“信武将军”“武毅将军”等封号均无正史及方志依据。

       六、毕节城隍庙入祠名单考辨

       6.1 所谓“城隍诰封神位三次敕封总录”及其名单辨

       据《毕节城隍诰封神位三次敕封总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第一次诰封，毕节城隍庙配享名单如下：

       正神位： 昭毅将军燕乾

       左神位（九人）： 定远将军邵佐、定国将军吴良弼、怀远将军曹三保、昭勇将军李辅弼、武德将军邵俊、明威将军郭世高、信武将军王文亮、武毅将军顾青、乘信校尉陈德

       右神位（九人）： 骠骑将军周必贤、宣武将军曹震、广威将军张逸、定远将军柳楫、明威将军林秀、宣威将军李当阳、授信将军汤昭、武略将军刘瑞、忠显将军张祺

       此名单在多个层面存在严重问题，需逐一辨析。

       第一，名单所列散阶与明代武官制度严重不合。

       明代武散阶体系在《明史·职官志》中有完整记载。散阶的授予须与实职品级严格对应：正五品千户对应武德将军（正五品）或武略将军（从五品）；正四品指挥佥事对应明威将军（正四品）；指挥使（正三品）对应昭勇将军（正三品）。

       然而名单中：吴良弼仅为毕节卫后所千户（正五品），却被冠以从二品“定国将军”；曹震为明初景川侯，却被冠以从四品“宣武将军”——其侯爵身份对应的散阶至少应在从一品以上，从四品显然不合；汤昭为毕节卫指挥使（正三品），却被冠以“授信将军”，而此封号不见于《明史·职官志》所载武散阶名录，显系杜撰；柳楫为指挥使（正三品），却冠以正四品“定远将军”，品级低于实职，于制不合。

       第二，名单所列人物，真实身份与虚构封号截然二分。

       据第五章对毕节卫明初任职将领的考实，可分为三类：

       其一，方志确有记载的毕节卫实职将领：柳楫（指挥使）、汤昭（指挥使）、李兴（指挥使）、吴良弼（后所千户）、林秀（指挥佥事）、李当阳（指挥）、刘瑞（指挥）、张祺（指挥）、陈德（指挥）、唐英（指挥）。这些人在《贵州通志》或乾隆《毕节县志》职官志中有明确记载，其毕节卫任职经历属实。

       其二，正史有载但与毕节卫无关者：曹震，《明史》载其为景川侯，洪武二十六年因蓝玉案被杀，其活动范围在四川、云南，与贵州毕节卫无直接关联，附会为毕节城隍庙配享功臣完全不合史实。

       其三，正史与方志均无记载者：燕乾、邵佐、曹三保、李辅弼、邵俊、郭世高、王文亮、顾青、陈德、周必贤、张逸等人，在《贵州通志》《毕节县志》职官志中均未见其名，所署“昭毅将军”“定远将军”“怀远将军”“昭勇将军”“武德将军”“明威将军”“信武将军”“武毅将军”“乘信校尉”“骠骑将军”“广威将军”等封号，均无正史及方志依据。

       第三，“大明宣德九年三月十九日诰”的形式与制度不合。

       诰封文书应为朝廷正式敕命，须经翰林院撰文、内阁审核、皇帝批准等程序，由礼部颁行，非地方卫所可以自行其事。若诸人确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获封，为何至宣德九年（1434年）——事隔四十一年后——才正式“诰封”？且明代诰封制度中，敕命文书有固定的格式、用印及颁发程序，非一纸地方记录所能替代。

       6.2 明代城隍庙入祀制度考

       明代城隍祭祀制度在明初即已确立为国家祀典。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从礼部尚书崔亮之言，下诏加封天下城隍。据《明史·礼志》记载：京都城隍封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五地城隍皆封为王，品秩为正一品；其余各府城隍封“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正二品），州封“灵祐侯”（正三品），县封“显祐伯”（正四品）。洪武三年，又诏令“定各处府州县城隍，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至此，城隍祭祀完成了全国网格化的制度布局。

       然而，城隍庙奉祀的对象是城隍神本人，而非配享功臣。《明史·礼志》所载城隍封爵制度，从未涉及功臣配享之制。明初确有为数极少的功臣入祀现象，如南京鸡鸣山功臣庙，洪武二年“论功列祀二十一人”，包括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等开国功臣。但这是国家单独设立的功臣庙，由朝廷统一祭祀，“死者塑像，生者虚其位”，与城隍庙属于完全不同的祭祀体系。南京十庙（后增至十一庙）中，都城隍庙与功臣庙并列而存，各司其职。

       明初各地城隍庙仅奉祀城隍神本人，并无配享功臣的制度。各地城隍庙所祀城隍神或有历史人物被附会为城隍本神（如苏州城隍祀春申君黄歇、南京城隍祀蒋子文等），但这是城隍神本位的信仰传承，与功臣作为“配享者”被列入城隍庙从祀是两回事。各地城隍庙大规模配享功臣的制度，是在明代中后期才逐渐形成的，且各地差异极大。

       洪武年间绝无毕节城隍庙配享九位左神、九位右神的大规模入祠制度。 若毕节城隍庙果于洪武二十六年获朝廷敕封如此庞大的配享名单，则《明实录》《明会典》及《明史·礼志》不可能全无记载。所谓名单，与明初城隍祭祀的制度事实完全不符。

       6.3 结论：名单系后世杜撰附会

       综合以上考辨，毕节城隍庙所谓“入祠功臣名单”，其性质可以明确判定：

       其一，名单中方志确有记载的毕节卫实职将领（柳楫、汤昭、吴良弼、林秀、李当阳、刘瑞、张祺、陈德等），其真实身份是明初毕节卫的中下级军官，并非朝廷正式敕封的城隍配享功臣。其被列入城隍庙配享名单，所署散阶封号又普遍高于或不合其实际品级，显系后世附会。

       其二，名单中正史与方志均无记载的人物（燕乾、邵佐、李辅弼、邵俊等），其身份本身无法证实，所署封号亦无任何官方依据，纯属杜撰。

       其三，名单中正史有载但与毕节无关者（曹震），其被附会为毕节城隍庙配享，同样系后世攀附。

       因此，毕节城隍庙的所谓“入祠功臣名单”，极可能是后世修谱匠人或地方文人杜撰附会而成，并非明代朝廷正式敕封的记录。其目的是为当地若干姓氏的家族“增光添彩”，通过攀附城隍配享制度来抬高家族门第，与第五章所考毕节卫明初将领的真实任职情况截然不同，不可混淆。

       七、燕乾事综合考辨

       7.1 正史与方志无载

       燕乾其人不见于《明史》《明实录》 。万历《贵州通志》、乾隆《毕节县志》的职官志中，亦不见燕乾之名。

       7.2 “水西经略”官职辨

       “水西经略”一职不见于《明史·职官志》 。明代职官体系中，“经略”作为正式官职出现于明中后期，多为临时的钦差职务，并非地方常设官员。明初贵州地区没有“水西经略”这一官职。

       水西地区由贵州宣慰司管辖，安氏土司世袭其地，明廷并不直接派遣“经略”管理。所谓“水西经略”，只能是后世对燕乾事迹的想象性夸大。

       7.3 “封毕节城隍”说辨

       前文已详辨城隍敕封的制度规定。燕乾封毕节城隍之说，缺乏正史和可信方志的支撑。乾隆《毕节县志》仅记载城隍庙“明指挥柳楫建”，未提及燕乾为城隍正神。

       八、结论

       本文基于正史及可信方志文献，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文史研究必须以可靠的原始史料为基础。史料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官方原始档案＞正史＞官修方志＞私家笔记＞民间谱牒。民间谱牒在没有正史或官方档案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信史使用。将族谱传说当作信史传播，是对历史研究的严重危害。

       第二，“大明黔宁王府军册”之说于史无据。沐英及后代的职权在云南，无权干涉贵州都指挥使司的军政事务，更无权保存贵州卫所将领的档案。沐英、沐春家族更无权授予任何人散阶封号。

       第三，建文、永乐两朝均无针对贵州都指挥使司卫所官员的大规模清洗。所谓“建文帝清洗、永乐帝平反”之说，纯属后世附会，于史无据。

       第四，毕节卫明初可考任职将领：柳楫（指挥使）、吴良弼（后所千户）、林秀（官职不详）、张祺（官职不详）。吴良弼终其一生为毕节卫后所千户，其子孙吴公华、吴公普、吴世蕃、吴宗、吴有良、吴继先世代世袭千户，从未升迁。这一事实从根本上否定了吴良弼获封从二品“定国将军”的可能性。

       第五，燕乾、邵佐、李辅弼、邵俊等人不见于正史与方志职官志。“水西经略”不见于《明史·职官志》；“授信将军”不见于明代武散阶名录。毕节城隍庙入祠名单所列散阶封号普遍与明代官制不合，显系后世杜撰。

       第六，对杜撰历史、虚构官位封号、将民间传说当作信史传播的行为应予严肃批评。历史研究容不得半点虚假，必须始终坚持“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

作者：良弼十九世孙 吴进华

2026年6月

【主要资料来源：】

1. 《明史》（张廷玉等纂，中华书局点校本）

2. 《明实录》

3. 《明史纪事本末》

4. 《明史·职官志》《明史·兵志》《明史·礼志》

5. 万历《贵州通志》

6. 嘉靖《贵州通志》（谢东山纂修）

7. 乾隆《毕节县志》（董朱英修，1757年刊行）

8. 《大定府志》

9. 《毕节城隍诰封神位三次敕封总录》（族谱文献，需审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