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魏虽遭汉道昌，岂如公出值虞唐。
秀钟旧国山川气，荣附中天日月光。
更化事功参虎变，赞元时序得金穰。
伤心鼓吹城南陌，回首新阡柏一行。

这是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北宋丞相吴充去世后，他的亲家、已经退居江宁五年的老丞相王安石为吴充撰写的一首挽词。诗的前三联理解上有一点点难度，我将它简单翻译如下：
西汉时，年轻的汉宣帝在魏相，丙吉两位丞相的辅助下，
国运昌盛，欣欣向荣。
但是啊，这与吴充出任丞相后立下的鸿绩伟业相比，是远远不足的呀！
现在的大宋江山完全可以和尧舜时代相媲美，古老的华夏大地已是生机盎然，山河锦绣，日月同辉，荣耀盛世。
圣上在首相吴充的得力辅佐下，朝廷处置有序，因时制宜，
改革变法事业已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人们不禁要问，这位吴充是何方神圣？值得王安石如此的倾慕和这么高的评价！
读懂了王安石的这首诗，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熙丰变法是完全成功的,当时的大宋江山其辉煌局面堪
比尧舜时代。
一、这一伟大成果的取得是在吴充当国的五年里完成的。
那么，盛行近千年的所谓王安石变法失败论，又是怎么一回事？本文想通过对吴充丞相这位伟大先贤的分析与研读，看看吴充是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和怎么做官的。与各位一起走进那段尘封已久而又鲜活如昨的岁月，感悟熙丰变法圣贤们的心路历程和他们所建立的奇伟功勋。
二、首相吴充是一个怎样的人

吴充，字冲卿（1021---1080年），出身于贵胄之家，但待人谦逊友爱，平和灵秀，刚毅而温暖，才高而不诩，救人于危，成人之美，热爱百姓，忠诚国家。
人们一般都知道吴充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但岂止如此。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政界名臣、文坛巨匠多半都是他的至亲好友，人脉之广，交谊之深，古今难寻其二。
他的亲家位居宰相的还有文彦博、吕公著、欧阳修、夏竦，名臣有范镇、吕诲。与吴充有亲戚关系的宰相级官员有韩琦、庞籍、范雍、韩亿、韩绛、韩维、韩缜、任布、吕公弼。司马光不仅是他的同学、挚友，还是他哥哥吴育的门生。
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熙丰变法”，吴充是领导这场变法改革的核心成员，当改革的航船遭遇狂风暴雨袭击 ，许多精英都选择退却的时候，是他引领这艘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走向辉煌！
熙丰变法不仅功在当代，而且影响后世，甚至可谓是世界宏观经济管理学的一座丰碑。
元丰三年（1079年）发生了“乌台诗案”，44岁的苏轼差一点命丧黄泉，是一代贤相吴充拯救了他。由此，中国文坛才诞生了一颗耀眼的巨星，中华文化史上才有了一个响亮名字——苏东坡。
在此，要说明的是过去以至现在流传的曹老太后为苏轼开脱之说是胡编的故事，至于王安石一言救出苏轼也是毫无根据的臆想。
苏东坡说吴充的生命与大宋江山休戚与共；
一代名臣赵抃说吴充的人生是“与国系安危”；
冯京赞颂他“一人作试，万古启昏。”
吴充去世后，宋神宗亲自到吴家吊丧，泪湿御衣，赐水银养护遗体，特意让穿着衮服的吴充画像贴满都城，衮服本是皇帝在盛大场合才穿戴的衣冠，皇室礼遇之厚，古今罕见，这种君臣关系恐怕也只有宋代才会出现。
吴充着衮服遗像：

（一）“高科早擢，大任频肩”
吴充系福建省浦城县人，礼部侍郎吴待问第四子，宰相吴育之弟，兄弟相差17岁。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六岁的吴充随父进京，相国吕夷简（吕与吴充之父吴待问是同榜进士）见到吴充，与之唠嗑，吴充应对自如，目光灵秀。吕丞相说了一句奖掖的话：“此儿必柱石国家也”！令吕丞相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小孩长大后果真做了首相，还和他的儿子吕公著结为儿女亲家。
景祐三年（1036年），16岁的吴充荫补为太庙斋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18岁的吴充考中进士，与20岁的司马光、32岁的范缜同榜。如许多进士出身的学子一样，吴充也是先到基层锻炼，但他很快就被调入京城，任国子监直讲，继而任吴王宫教授。作为最高学府的老师名气好听，事不好干，面对这群皇家子弟，达官贵胄，许多资历深年岁大的老师都往往一筹莫展，只好和这些宝宝们嬉戏玩耍。吴充虽然是年纪最小的老师，但是却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建立起课堂秩序，正常地开展教书育人，其个人魅力和管理能力不容小觑。在此期间，吴充还撰写了一篇小册子，名曰《宗室六箴》，就是六项劝戒和行为规范，内容包括视、听、好、问、进德和尚俭。
吴充的《宗室六箴》得到宋仁宗的高度评价。他命人誊写多份交于王室子弟学习。宋英宗在府邸的时候就将“六箴”书写在自己的书房里，经常研读。20岁的吴充就给两代帝王留下深刻良好的印象。
吴充34岁判吏部南曹，与欧阳修同事，较欧阳修年少14岁。在此岗位上，吴充曾保护过欧阳修免遭被驱赶出朝廷。起因是胡宿之子胡宗宪，因为一些小错而遭人攻击，以至于牵涉到举荐人欧阳修，诏令欧阳修去京官出知地方。吴充认为，欧阳修作为皇帝的侍从，举荐人才正是忠君爱国的表现，如果因此遭贬有失公允，他愿意陪欧阳修一起离京外放。最后，宋仁宗听从了吴充的劝告，收回成命。
不久，吴充任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权判尚书、太常博士礼部南曹，与司马光共事。在此期间，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宋仁宗最宠爱的张贵妃去世，宰执们和一些拍马屁的官员，争先恐后想提高葬礼规格，有人盗用公文纸下达文书，欲按皇后规制安葬张贵妃。吴充下令将盗用公文的官员抓捕归案，送开封府衙门治罪。但是这时的宋仁宗已经为情所困，非理智地竟将吴充贬知高邮军。
但是，这事不会这么轻易结束，“铁面御史”赵忭挺身而出为吴充说话:吴充无过遭贬黜，朝廷的法度何在？吴充的好友，冯京也正义凛然地说吴充无过遭贬，令人心寒，结果连累冯京也受处分。群贤在送别吴充的时候，著名学者刘敞写下《送吴冲卿守高邮》一诗：
鸡鹜守樊笼，鸿鹄游四溟。
羡君一麾去，不负人间名。
......
虽然吴充这次在官场上摔了一跤，结果却赢得士林的高度赞佩，也使人们看到吴充性格刚烈的另一面。
宋仁宗毕竟是一位仁义之君主，当他发现自己的行为不当时，他有纠偏改过的魄力。
至和元年（1055年），吴充被朝廷召回，任太常博士，集贤校理，群牧判官。此时王安石也由地方调入中央，任殿中丞，群牧判官。两人第一次同值一室，一见如故，志同道合，巧的是那年两人均为35岁。从此惺惺相惜，变为朋友、亲人直至盟友，最后成为改变国家命运的一对社稷重臣。王安石后来在回顾这段光景时，深情吟道:
平生心事略相同，三岁连墙左厩中
......
不欲与君为远别，沙台吹帽约秋风。
1058年4月，吴充的长兄丞相吴育去世。吴育是在得到宋仁宗任命他为丞相的诏书后，由洛阳返回朝廷的路途中去世的。吴育不仅是......
北宋政坛文坛的翘楚，士林领袖，更是宋仁宗的股肱大臣。
三年后，吴充出任陕州太守。北宋的陕州疆域辽阔，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抗击西夏入侵的前线，一般情况下朝廷派往这里的长官都是宰相一级的重臣。比如，此前吴充的长兄吴育就是以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左丞的身份知陕州的。由此可见，朝廷对于吴充的重视和信任非比寻常,培养吴充进入宰执序列、成为朝廷重臣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为此，欧阳修约请了北宋当时的名流贤达，特地设宴为吴充壮行，并写下《西斋小饮赠别陕州冲卿学士》一诗。全诗热情洋溢，期望吴充这样的俊才，要勇挑重担，在此国家多事之秋，到陕州后要多为百姓谋福祉，为国家建奇勋，凯旋归来，进入中枢接班。欧阳修此时的职务是翰林侍读学士，枢密付使。
陕州回来后，吴充的职务越来越重要。宋仁宗任命吴充为京西路转运使和淮南路转运使，宋代的“路”相当于后来的一个省，富弼曾以宰相的身份担任这样的职务。
1063年，54岁的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继位。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4月，吴充任盐铁副使，赐三品服。
治平四年，宋英宗去世，宋神宗继位。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吴充任知制皓，参与编修《英宗实录》。
熙宁二年，吴充任翰林学士，右司郎中，权三司使。
这三个职务的任何一个都非常重要，更何况吴充三个要职一肩挑。翰林学士又被称着“储相”，或者“内相”。右司郎中是代表皇帝联系枢密院和各个武装力量的近臣，三司使又被称着“计相”掌握全国财权，北宋的军权，政权，财权各自独立，各不所属。
宜城县令朱紘不花国家一分钱，修复水利设施，灌田七千顷，吴充将其提拔到朝廷当官，欧阳修作诗记述此事，大嘉赞赏。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吴充与王安石都非常重视水利的重要性。
同年，吴充的亲家王安石拜参知政事，进入宰相班子，至此，宋神宗的改革变法拉开了序幕。
熙宁三年（1070年）6月，吴充拜枢密副使、给事中、右谏议大夫，吴充进入宰制序列。给事中是皇帝的顾问，一般是由王爷或者外戚担任，是皇帝的近臣；谏议大夫具有举荐，弹劾百官的职权。宋神宗赋予具有广泛人脉关系的吴充多项重要职位，目的就是强化和扩展吴充的权利范围，为变法保驾护航，体现了神宗皇帝对于吴充的充分信任，展示出宋神宗驭人之术的高超与娴熟。
此时任枢密使的是吴充的亲家、老丞相文彦博。前任枢密使是吕公弼，吕公弼是名相吕夷简的次子，吴充的亲家吕公著的二哥。吕公弼与魏国公韩琦是儿女亲家。
这一年的十二月，王安石拜相。
熙丰变法全面展开，著名的免役法就是根据吴充的意见拟就的，役法是对差役法的否定。变法之初，韩琦、司马光对于差役法也是诟病多多，至于后来司马光为什么会反对免役法，原因很复杂，此不赘述。但是，元祐之初，当司马光要废除免役法时，苏轼却一反常态地站出来极力反对，其缘由肯定与吴充有关，以至于苏辙在他撰写的苏轼墓志铭里说司马光否定免役法是智商有问题。这样的狠话出自苏辙之口，实属不该，其实是另有隐情。
熙宁七年，发生了严重干旱，尽管历时三年多的改革已初见成效，国家从容地应对了这场灾难。但是，反对改革的声音还是不绝于耳，甚嚣尘上，后宫太后也表示出对于改革的不满，丞相王安石选择辞职。但在宋神宗的坚持下，改革还是在狂风暴雨中前行。
熙宁八年，吴充任检校太傅、枢密使，位居宰相，主政西府。同年，王安石二度拜相，主政东府。一对儿女亲家分别执掌全国最高军事权力和行政权力,这是既悖规制,又悖常理的人事安排。但是，宋神宗就这样干了，难道是宋神宗任意妄为，意气用事？结论当然是否定的。皇帝说吴充是“好德乐善而无求”“爵赏不足以激励之士”。赵忭说吴充对于国家的忠诚堪称百官师表。而王安石也是一样，黄庭坚说他“视富贵如浮云”。正因为如此，皇室才有如此特殊的人事安排。
但是，就在宋神宗安排完人事工作，改革航船准备再起航之时，熙宁八年（1075年），改革派一个重要人物，45岁的参知政事吕惠卿选择辞职，此后三十六年，直到他生命结束，再也没有返还朝堂。吕惠卿是熙丰变法前期法律文件的主要起草人，旗帜鲜明支持改革的重臣，王安石的得力助手。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的长子王雱英年早逝，王安石五内俱焚，心身疲惫的王安石再一次选择辞职。宋神宗在发现王安石去意已决，无法挽留的情况下，给了他崇高的地位和丰厚的待遇安顿在江宁修养。
改革派领袖纷纷离开中枢，据此，大家都认为熙丰变法就此戛然结束，宋神宗已无牌可出。九百多年来多数的学者也是这样阐述的。
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根据吕公著的长子吕希者的记述：吴充任枢密使后，遇有重大问题，朝会之后，宋神宗总是单独将吴充留下来商量，也就是说吴充熙宁八年已经渐渐开始宰执两府。熙宁九年，王安石辞职后吴充接任左丞相。直到元丰三年初，当国五年。
（二）“宣易新法以嘉謨，有为有守”
前个世纪初，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就指出：“以余观之，吾国史书之中，其最宜为学者所深思审问，比得其实而求其所以然者，殆无如熙宁变法之一事”。
严复前辈的话说的平心静气，实际上是振聋发聩的，他指出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事件熙宁变法已经是面目全非，他号召国人一定要把这一伟大事件的来龙去脉研究清楚，还他以本来面目。严复是前个世纪初我国少数具有国际视野的思想家，又处在我民族风雨飘摇的日子，其用意不言而喻。就是在他看来中国要想摆脱危机，必须走富国强兵之路，而富国强兵的最好良方不是别的，就是向熙丰变法学习。对于这点严复与另外一位学者梁启超是不谋而合的。1908年，梁启超在光绪帝和慈禧去世后，已经预感到大清皇朝将风雨飘摇，乾坤倒悬，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他撰写了《王安石传》，其用意和严复是一样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对于熙丰变法认知时至今日依然是一塌糊涂。
首先是对于北宋这场改革变法的名称叫法上出现混乱。现在大致有三种叫法：一是王安石变法，二是熙宁变法，三是熙丰变法。这三种叫法之中最违反历史事实的就是王安石变法。
1.王安石变法：在古代直呼其名就是骂人，在古书上只要是出现“”王安石”三个字，其内容基本上都是诅咒，谩骂他之语，而且也不符合逻辑，当时的老板是宋神宗，革新变法是他领导的，用南宋陆九渊的话说，宋神宗是中国古代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生活简朴，励精图治。王安石只是变法早期担任丞相五年，虽然大的法律是王安石牵头编写的，但是，是由宋神宗领导的整个朝廷拍板颁布的。变法也没有因为王安石的去国而终结。
2.熙宁变法：熙宁是宋神宗的第一个年号，前后十年，明代学者陈汝锜指出：宋神宗在他执政的十八年时间里，变法运动从来没有改变。陈汝锜所说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因此，叫熙宁变法也是不严谨的。王安石就说过宋神宗的改革变法开始于他，成功在元丰（宋神宗的第二个年号，前后八年）
因此，宋神宗领导的改革变法运动，准确的叫法只能叫着熙丰变法。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南宋以来的统治者和儒生深谙此道，对熙丰变法进行了大规模的“课纲”。他们把熙丰变法叫着王安石变法，把王安石的“辞相”叫着“罢相”。此招果然灵验，不仅使熙丰变法的反对者深信不疑，也把熙丰变法的拥护者带进沟里。
其次是在是在熙丰变法的成果上制造混乱。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王安石被罢相后，继任者司马光全部废除新法。这种说法虽然愚蠢，但非常流行。王安石辞去相位，是在熙宁九年，即1075年，而司马光是在元佑元年，即1086年才当上宰相，而且，不足半年就去世了。这期间的十年时间宋神宗和他的宰执成员都干了什么呢？
历史的真相是王安石事业的继任者是他的亲家吴充，从熙宁九年到元丰三年，前后五年吴充出任首相。
吴充是一位比王安石更具韧性，更加刚强的实力派改革者。他具有做权臣的一切条件，却选择走忠君亲民的贤德大道。他把富国强的人间梦想扛在自己的肩上，披肝沥胆，励精图治，从而化着现实的辉煌，他是宋神宗的金牌大臣，是我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的治国天才。
新法颁布之后，确实问题不少，有新法本身的问题，也保守势力人为制造的闹心，不然，改革派大咖也不会纷纷离开。但是吴充不一样，吴充是一个非常睿智、成熟、稳健的政治家。而且，反动派的精英几乎全是他的至亲好友，比如老宰相文彦博，这个连神宗皇帝都敢怼的人，遇到吴充从来就是呵护有加。又如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吴充毕生的挚友、同学，他还是吴育的门人和铁粉。就连名臣范镇和已经去世的那个骂王安石“十大罪”的吕誨也是吴充的儿女亲家。
吴充要的是国家的繁荣富强，百姓的幸福安康，而不是读书人的意气用事，迂腐炫耀。
吴充推进的改革措施和方法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积小胜为大胜，经过吴充几年励精图治，改革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王安石兴高采烈之余，为吴充写下多首赞歌：
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
社林处处传萧鼓，共赛元丰第二秋。
……
露积成山百种收，渔梁亦自富虾鳟。
无羊说梦非真事，岂见元丰第二秋。
就连苏轼也不得不承认熙丰改革是成功的，元丰后期，他在给友人滕达道的信中说，改革变法是完全成功的，自己以前和别人一起对新法一味的反对，现在看来真是瞎胡闹。
安焘是北宋宰执老臣，他在徽宗初年，告老还乡之时，和皇帝说了这样一段话：熙丰年间，国库和地方库存都非常充盈，就是小县城的款项也不少于二十万钱，现在是不仅老百姓穷困潦倒，就连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军粮也已经断供。
明朝初年的大臣、学者方孝孺在回顾总结北宋这段历史时，写诗言道：
宣仁升遐司马死，宋祚当时中否。
这也反正了安焘说得是实话。
王安石在吴充去世后深情言道：“后我所践，公辄仍之。”就是说吴充继续走变法图强的大道，初心不改。并且，创造性地将改革变法事业推向高峰——“更化事功生虎变”。
综上所述，熙丰变法事业是完全成功的，是吴充协助宋神宗将改革的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吴充才是熙丰变法事业的楷模。
二、熙丰变法的意义
对于熙丰变法的作用和意义归纳总结比较好的史书是台湾史学家柏杨先生撰写的《中国人史纲》。按照他所列项目，加上我的补充，阐述如下：
1.建立预算制度，并控制预算
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其功能之一就是严厉制止私人挪用或吞没公款，此项改革为国家节省开支百分之四十。
2.建立政府储蓄食粮制度
颁布均输法，用货币代替实物纳税，以免去运输上的困难，由各行政区在首都设立专用仓库，丰年时大量购入，歉年时就不会搜刮农民。
3.设立国有银行，制定贷款制度
在青黄不接时以低息贷款给农民，防止高利贷导致农民破产。颁发青苗法。共和国文艺的奠基作品《白毛女》，咬牙切齿所诅咒的就是毁掉“青苗法”之人。
4.清查漏税耕地和整理田赋
颁布方田均税法。士绅豪强长期兼并土地，并且隐瞒耕田数量，农民负担越来越重，而豪强则偷税漏税，经过不完全的清查清查发现富户偷税的耕地达三百六十万亩之多。
5.建立平抑物价制度
成立“市易务”，颁布市易法。物价低廉时政府大量购入，物价上涨时，政府以合理的价格卖出。从而防止物价的大起大落。市易法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给市民发放贷款，有如现在的工商银行，宋朝的商品经济发达，此项制度有极大的功劳。
6.建立公平的劳役制度
颁布免役法，废除差役法。免役法基本功能就是农民可以交钱而免除劳役，这样可以不误农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免役法还规定进士及第家庭的耕田占有者和其他耕田占有者，也要适当承担免役钱。
7.军事改革
①裁军，将一百二十万的军队，裁去一半以上，淘汰老弱病残，提高部队战斗力。
②废除更戍法，改变军无常地，兵无常将的愚笨军事管理制度。建立稳固的集团军。
8.更新武器，提高军事现代化
设立中央军工厂（军械监），向全国征调先进武器和图纸，制造最新的武器装备部队。
9.建立并加强基层人民组织，做到全民皆兵
颁布保甲法，培养基层百姓的尚武精神，平时是劳动者，也是民兵，保境安民，战时就是预备役部队。吴充还调用野战军人去训练民兵。
10.改变科举考试内容，提高学生知识面
隋唐以来的的科举考试内容，一是诗赋，二是贴经（五经填空），改为写议论文，检验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应变能力。创办国立大学，有地理学院，经济学院，历史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
熙丰变法概括地讲就是要依法治国，以理财为中心，以货币和财政杠杠调控经济，鼓励优秀，兼顾公平，抑制豪强，帮助弱势群体。在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建立强大的国防。
王安石和吴充辅佐宋神宗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辉煌时代。
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这一论述，绝非虚言，是有着雄厚历史根据作为支撑的。
三、“乌台诗案”的迷雾
“乌台诗案”在北宋是没有这种叫法的，有人考据最早使用这个词语是南宋诗人陆游。其实这个词语是名不符实，名不符史的。因为乌台诗案现在给人的印象就是专门针对苏轼的一场文字狱。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元丰二年，在改革变法取得大好局面的情况下，宋神宗领导的一场针对保守势力的反击运动，喋喋不休的苏轼刚好闯到枪口上，被逮捕入狱，御史台还有人提出要杀掉司马光，所以，这首先不是苏轼一个人的案件。
其次，苏轼反对改革的也不仅仅限于诗词。他在密州任职时期，写过“上韩枢密书”，要求韩枢密坚决制止有人提议要对西夏用兵。他说打仗即使是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就如汉武帝和唐太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是结果怎么样呢？汉武帝六个孩子多数不得好死，李世民也一样，十三孩子多数不是被自己杀掉就是被武则天害死，这都是他们穷兵黩武的报应啊。
 所以，苏轼总结道：忍辱偷生也未必不是好事，甚至可以福及子孙呢！苏轼还要求韩枢密将此信转交皇上。
王安石变法说要借鉴商鞅和桑弘羊的经验，苏轼在笔记里说商鞅和桑弘羊是大粪坑里的蛆和苍蝇，写它们笔都会烂掉。
人家宋神宗要富国强兵，要变法革新，苏轼说这些是不是有点嘴欠？他小妾王朝云骂他满肚子的不合时宜，是不是有点轻描淡写？ 面对被震怒的皇帝和杀声一片的朝臣，苏轼写下了绝笔书给他弟弟苏辙：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非汤火命如鸡。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关键时刻是首相吴充站了出来为他们说话。一天，宋神宗下朝后，吴充与皇帝说，你觉得曹操这个人怎么样？皇帝说不怎么样，你学尧舜，以他为楷模，当然不把曹操当回事，但是就连曹操这样的坏人都能够饶过骂他的祢衡，你为什么不能饶过说了几句怪话的苏轼呢？一番话说得皇帝脸红耳热，宋神宗说我就是想教训教训他，过几天就放了他（此段会话，见于吕公著的后人吕本中的记载）。
关于吴充拯救苏轼文字，我们还有幸在吴充的故乡见到光绪壬寅版的“浦城秀里吴氏宗谱“，该谱保存有《八闽总誌》“正献吴充记”，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昔，苏轼自熙宁来，常作诗托讽。今，上詔谏院御史欲治之。充言与帝曰：自古仁君立国常患人臣不尽言也，今使轼不敢进正谏，而托诗章以归讽，是畏陛下之威风，而非贤者之本心也，若信奸臣之言，而欲治之死，岂不异古圣纳谏之心？其为君德之累不小也！帝感是奏，轼得轻贬”。
浦城吴充家谱的这段文字是极其重要的宝贵资料，可谓是字字千金，是迄今为止最可靠的记录。
吴充胸襟之开阔，口才之好，心灵之美，古今难觅。我们也要感佩宋神宗从善如流的伟大人格。
现在人们都非常喜欢苏东坡的作品，殊不知，苏东坡却是吴充留给人间的伟大作品！
关于施救苏轼出狱的人，现在有不少专家认为还有曹后和王安石。
我认为没有任何有价值的资料可以支持这种说法，完全属于史学界的责任事故。
1.关于曹后拯救苏轼的资料来源是南宋方勺的“泊宅编”一书，采信此书为依据，可谓是漏洞百出。
一、“泊宅编”被四库全书收集，分类在小说序列。这本书的搞怪故事比比皆是。小说怎么能拿来作为历史根据呢？
二，有专家学者吹牛说“泊宅编”上记载，嘉佑六年，制举考试结束后，宋仁宗回到后宫，非常高兴地告诉曹后，他今天发现了两个宰相之才，名叫苏轼，苏辙。这就冤枉方勺了，他的“泊宅编”只说发现了两个学士，没有说发现什么宰相。再说宋仁宗那天会高兴吗？那天苏辙的答卷现在依然还在，那份考卷怎么形容它呢？就如同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棍子帽子满天飞，毫无实际内容，二十多年以后苏辙自己用“狂愚”两字来形容。在这份答卷里，二十三岁的苏辙说宋仁宗不具有当皇帝的品质，说宋仁宗的决策不是来自朝廷，而是来自后宫，又说宋仁宗沉迷于女色，有亡国之君的一切特质。主考官胡宿说苏辙文不对题，直接给了一个不及格。碰到这样的人皇帝会觉得他优秀吗？会高兴吗？除非这个皇帝是一个棒槌！
2.至于王安石的故事就编的更加离奇，说苏轼被逮捕入狱后，王安石写信给宋神宗，信中说“安有圣世杀才士呼？”宋神宗听了老宰相的话后，便放了苏轼，是王安石一句话救了苏轼。持这一说法的人从来不告诉此话的出处。其实这句话是南宋一个叫周紫芝的人记载的：“旧传，元丰间朝廷以群言论公（苏轼）……丞相王文公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呼？’当时议以公一言为决。”这里要注意的是，周紫芝也是道听途说的传言，而且还说王安石参加了朝堂议论，要知道元丰二年，苏轼被逮捕入狱时，王安石退休去江宁已经四年了，他怎么能够在朝堂议论此事呢？
再者，元佑三年王安石去世已经两年多后，一个叫周穜的人要求让王安石的画像配享宋神宗庙庭，苏东坡大发脾气，两次上书大骂王安石是吕惠卿、李定、蔡确等坏人的后台老板，说王安石人虽然死了，但是阴魂不散，还说王安石和他的弟弟王安礼都是百姓的公贼，国家的巨虫。苏东坡是一个知恩图报之人，如果王安石真的救过他的命，他可能说话如此刻薄吗？
因此，根据资料的可信度和吴充作为首相的地位来看，苏轼的救命恩人就是吴充。命悬一线的苏轼最后不仅保住了生命，还保留着公务员的身份。司马光也只是受到罚款处理，还可以继续编撰他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如果不是吴充，苏轼完全有可能惨死狱中。
如果不是吴充，《资治通鉴》也将“胎死腹中”。
如果不是吴充，熙丰变法必以失败告终！
吴充的宏伟相业，祖国的巍巍群山将会永远铭刻。
吴充的大恩大德，祖国的滔滔江河将会不息咏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