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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和北宋、南宋

一.五代

       

(一),后梁:农民起义军的叛将、唐宣武节度使朱温,消灭了许多节度使势力以后,统一了黄河流域,于907年废唐哀帝自立为帝,国号为梁,建都开封,史称“后梁”。之后,朱温继续与河东军伐、沙陀贵族李克用争夺霸权,鏖战不停,一片混乱,朱温之子朱瑱乘机杀朱温,并于913年自立为帝,结果“后梁’”内部更加混乱。朱瑱在混乱中维持10年的统治,又被李克用之子李存勋所建立的“后唐”所灭。维持17年统治的“后梁”也就结束了。

,  ( 二)后唐:李存勋于923年称帝,建都洛阳,国号为唐,史称“后唐”。李存勋昏庸腐败,骄横傲慢,疑忌功臣,结果众叛亲离。特别是重征急敛导致“四方饥馑,军士馈乏”和926年的魏州兵变,李存勋也死于兵变。李存勋死后,李克用养子李嗣源称帝。李嗣源作了些改革,革除了一些弊政,废出了一些苛法,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李嗣源死后,统治集团内部又互相攻杀和离间,结果被“后晋”灭亡,维持14年统治的“后唐”也就结束了。

,   (三),后晋: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幽云16州(河北、山西北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岁贡绢帛30万匹和认辽君主耶律德光为父皇等条件,换得了辽兵的援助,灭了后唐,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晋,迁都开封,史称“后晋”。可石敬瑭却没想到,幽云16州竟成了辽南下攻掠中原的基地。因此,在辽兵的攻击掠夺下,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环。947年,辽兵攻入开封灭了后晋,维持12年统治的后晋也就结束了。

,  ( 四),后汉:辽兵占领开封后,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晋阳(太原)称帝,并下诏诸道:禁止为辽栝钱帛,处死在诸道的契丹人;取出宫中财物以补军贴。辽兵北退后,他立即入开封,并建都开封,国号汉,史称“后汉”。刘知远仅作了11个月的皇帝即死去,其侄儿刘承祜继位。刘承祜继位后,疑忌群臣,动辄即杀,天雄节度使郭威被迫起兵反抗,刘承祜被杀,“后汉”仅维持了4年的统治就结束了。

(五),后周:刘承祜被郭威杀后,后汉即灭,951年郭威在开封称帝,国号周,史称“后周”。郭威出身贫寒,深知民间疾苦。因此他称帝后,虚心纳谏,重用贤良,严惩贪官,奖励生产,废除苛捐杂税,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954年郭威死,其养子柴荣(因是郭皇后柴夫人之侄,故名柴荣)继位,为世宗。周世宗在郭威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如鼓励开垦荒地、减轻租税。兴修水利、抑佛还俗等,另外在军律和刑法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并开始南征北战的统一事业。周世宗是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在位不到6年即暴病而亡于统一事业的征途,他的改革和南征北战,已为日后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随着柴荣的离去,后周也仅维持了10年的统治而结束了。

二,十国。在南方和河东地区存在着和五代并列的十个政权,史称“十国”

(一),吴和南唐:吴的开创者杨行密,是唐末的淮南节度使,902年,唐诏宗封他为吴王,建都扬州,占有72州。905年杨行密病卒,其长子、次子和四子先后继位,但都被丞相张颢、徐温控制,特别至920年四子杨溥继位后,虽贵为吴天子,但大权旁落,名存实亡。937年,徐温的养子徐知浩废吴帝杨溥,自立为帝,国号唐,史称“南唐”,建都金陵,并改姓名为李弁,弁子李璟继位后,西灭楚,东灭闽,占有30余州,广袤数千里。到后主李煜时,为北宋所灭。

(,二),前、后蜀:唐壁州(四川导江)刺史王建,从894年开始,先后兼并西川、东川和汉中共46州,后梁建立时,他即刻在成都称帝,史称“前蜀”。子王衍继位后,荒淫奢侈、暴虐苛政,社会矛盾加剧,后唐乘机派兵灭之。并派孟知祥(李克用女婿)为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926年孟知祥入成都,整顿吏治,轻徭薄赋,社会生产得以恢复,之后又攻占东川,于934年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孟知祥死后,子孟昶继位,经征战,领土虽有所扩展,疆域和前蜀相似,但孟昶和王衍一样,荒淫奢侈、暴虐苛政,致使社会矛盾加剧,965年为北宋所灭。

(三),吴越:吴越的创建者钱镠,于893年时被唐诏宗任命为镇海节度使。后因讨伐越州军伐董昌有功,晋升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拥有两浙13州和一军之地。907年,后梁封他为吴越王,建都杭州。该地区战事少,生产发达,经济繁荣。钱氏诸王大都苛虐百姓,生活奢侈腐化。五传至钱俶,于978年降北宋。

(,四),楚:907年,后梁封割据湖南的马殷为楚王,建都潭州(长沙),辖潭、澧、衡、道等20余州。927年,后唐又封他为楚国王,意在以楚和吴越来牵制吴国。楚则借机与中原自由通商,并在开封、襄、唐等州置邸经商,获利甚大。马殷死,诸子争位,政局混乱,915年为南唐灭,但不久楚旧将刘言又起兵击败了南唐,实施了对湖南的统治,之后,刘言被部下所杀,周兴逢及其子周保权又先后统治湖南,963年为北宋所灭。

(五),闽:897年,唐王朝封王审知为威武军节度使,唐灭后,909年后梁又封他为闽王,都福州,据有泉州、汀州等5州之地。王审知世代务农,当政后在家风的影响下,提倡节简,减轻赋税,奖励开垦,发展农业,开辟海港,建立学校,促进商业、教育的发展,从而也大大促进了闽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王审知死后,继任者都是昏君、暴君,内乱不休,945年被南唐所灭。

(六),南汉:905年刘隐为静海军节度使,唐灭后,后梁封他为大彭郡王,其弟刘继位,扩大了势力范围,据有广州和潮、邕、容、韶等州,于917年称帝,国号越,建都广州,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南汉君主都奢侈、暴虐,因此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于971年为北宋所灭。

(七),南平:唐灭后,907年,后梁封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924年,后唐又封他为南平王,建都江陵,仅有荆州一地,以后又得归、峡二州,是十国中最小的一国。高季兴及其继任者,对南北诸国都上表称臣,借以容膝和得些赏赐。南平靠征收商税和掠夺过境使者维持财政开支。963年为北宋灭之。

(,八),北汉:951年郭威灭后汉建立后周的同时,后汉高祖刘知远的胞弟刘崇据河东并、汾、代等11州,并在太原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北汉”土地贫瘠,百姓贫穷,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979年为北宋灭之。

和五代十国并存的边疆地区,还有东北的辽(契丹),西北的高昌,西南的吐蕃、大理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大理国政权,因此,五代十国实际上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不过在这割据局面下,没有一个象征性的统一王朝,故称这个时期为合久必分的分裂割据时期。

三,北宋。

(一)北宋的建立及其统一。959年,后周世宗死,其6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为恭帝,后周呈现了“主少国疑”的局面。960年正月初一,后周君臣正在朝廷恭贺新年,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谎报北汉和辽军会师来攻。小皇帝征求宰相范质、王溥的同意,令赵匡胤带领禁军前往迎敌。第二天大军北上,离开封几十里地的陈桥驿,即在早已策划好了的诸将拥带下,发动了“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并立即回师开封,夺取了后周的政权,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赵匡胤则史称宋太祖。

宋太祖建宋后,于961年6月,威望较高的皇太后杜氏在去世前和他说:你能得天子,是因为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国君年幼的缘故。为了避免周世宗死后“主少国疑”的局面,太后和宋太祖达成了身后由其弟赵光义继位的盟约,即史称“金匮之盟”:同时宋太祖更明白,后周致所以失去政权,不仅“主少”,还因“臣强”,特别是带兵将帅。为了确保世代权益,必须削弱将帅兵权。为此宋太祖设晏招待禁军将帅石守信、王审琦等,当酒至半酣时,他苦装为君之难,将帅们问何故?他却说:皇帝之位,谁都想坐,即使你们没有这个心意,若你们的下属将黄袍披于你们身上,何如?一席话将石守信等人吓懵了,并纷纷表示愿弃权求一生路。于是宋太祖将他们解甲归田,收回了兵权。这就是史称的“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认为,北宋当时的军事势力还不足以战胜北方的辽,只能对付南方几个较弱的政权。因此实施了先南后北的战略部署。据此战略部署,于963年,北宋首先出兵灭掉了南平,接着先后灭掉了后蜀、南汉和南唐。976年宋太祖猝然死去,根据“金匮之盟”,其弟赵光义继位,曰宋太宗。在宋太祖既定方针下,宋太宗加大了对闽和吴越的军事、政治压力,于是闽和吴越于978年相继归附,至此,南方的割据政权全被消灭。979年,宋太宗亲率大军,出征北汉,消灭了十国中的最后一个,结束了五代十国72年的分裂割据的局面,完成统一大业。

(二)推进改革,加强中央集权。为了“矫唐末之失策”北宋初年,太祖、太宗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1,削弱州郡(府、州、军、监)一级长官的权力。全国分15路,路以下设州、县。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且不能兼任州以上的职务,州的军权、财权和司法权均收归朝廷。州长官之外,另设通判1至2人,便于相互制约。另外,南方各州(郡)的城墙和护城河,绝大部分毁为平地,以弱化其抗御能力。这样,地方长官的权力分散,势力削弱,就无法和朝廷对抗了。

2,分割宰相的权力。不但将唐、五代以来所设枢密使和三司使定为常设机构,还在宰相之下又设“参政知事”。以枢密使分宰相的军权;以三司使分宰相的财权;以“参政知事”作为副贰,分宰相的决策权。这样“事无不统”的宰相大权,则只剩下有限的权力了,皇帝就可以总览大权,操纵自如了。

3,禁军不再设最高统帅,并罢去有关职位,将禁军两司分为三衙(三司)。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三足鼎立。三衙的将领系一些资历较浅且易驾驭的人担任,这些将领由枢密院管理并经常调动,促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避免了兵为将领所私有的状况,结束了武人专横的局面。

4,重视和发展科举制度。科举取士是宋朝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具体操作中,严格考试程序,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被录取人员待遇。因此还在宋初就涌现了一大批高素质的知识分子队伍,仅宋太宗在位21年通过科举而得官者就有近万人,宋仁宗在位41年,单有进士一科而得官者就4500多人。这些知识分子除成为封建国家的忠臣和工具外,也大大地繁荣了社会文化事业,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因此,宋朝也和唐朝一样,是文化绚丽灿烂的时代。

5,确定“守内虚外”的军事部署。宋太宗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患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由于内患,深可俱也,故将禁军的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驻全国各要冲地区,以防民众造反。致于边境只屯驻少量的禁军,予以被动的防守。

北宋初年通过以上改革,解决了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忽略了边防的把守,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以至整个宋朝都无法应对外部势力的侵扰,而放弃半壁江山,苟安于西子湖旁,最后还是为外部势力所灭亡。这种教训也是很深刻的。

  (三)社会矛盾激化和王安石变法。

1,社会矛盾激化。由于北宋初年坚守“守内虚外”的决策,边防虚弱,常遭外部势力的侵扰。而在反侵扰的斗争中又常以屈膝求和而告终。如1004年,契丹大举攻宋,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渊),宋军在反攻过程中,虽然打了胜仗,但最后还是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即每年给契丹贡银10万两,绢20万匹;又如1040年至1042年西夏对宋发动多次进攻,宋在反进攻的过程中,双方都有胜负和伤亡,但宋最后还是签定了屈辱条约,即每年给西夏银72000两,绢153000匹,茶叶3万斤。此时契丹又乘机要挟,宋又给契丹每年增银绢各10万两匹,前后合计每年共50万两匹。边境各少数民族借宋王朝的屈辱求和之机,不断发动对宋王朝的侵扰,激化了民族矛盾。

民族矛盾激化的同时,也促使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即将战争赔偿转嫁到人民群众身上,加速了他们的贫困化。另外,北宋对地主、官僚采取“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政策,任意他们兼并农民的土地。因此北宋初期地主侵占农民土地的现象已相当严重,至北宋中期,更达到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这样,地主官僚则大量占有土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大量隐田和陋税,到英宗年间,纳税土地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30%左右,大部分土地都被官僚、豪神、吏胥、寺观地主隐占,而这些隐占的土地的税赋又转嫁到人民群众身上。还有宋王朝通过科举考试,吸纳了大量的官员而造成的机构臃肿冗员成堆以及豢养着对外战斗力不强的100多万冗军,这些冗官和冗军的高额支付(仅冗军年支付就相当年财政收入的60%左右)又转嫁到人民群众身上。总之,人民群众承担了对外赔付、地主官僚隐田赋税、政府军队高额支付,再加上他们自己按规定承担的名目繁多的税赋徭役,真是不堪重负而促进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激化下,最后导致了993年四川王小波、李顺等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他们提出了“均平富”的口号,这说明农民斗争已进入新的实质性的阶段。

李顺、王小波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后,在相隔40多年后的仁宗庆历年间(1401年——1408年)又爆发了农民和士兵的起义。这些起义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京的王伦起义,京西的张海起义,湖南桂阳瑶族人民的起义和河北的王则起义。这些起义虽同样被镇压下去了,但北宋统治者深感统治的危机,知谏欧阳修奏议说:“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变法维新的改革派。

2,王安石变法及其失败。在王安石变法前,曾于1043年,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了关于《答手诏条陈十事》,即十项改革主张,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这些主张为仁宗所接受,而颁布实施,即所谓“庆历新政”。但这些主张触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新政仅实施了一年就流产了,范仲淹等人也相继罢官离职。

“庆历新政”失败后,经过英宗4年的执政,又到1067年神宗即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宋王朝统治危机更加深刻,如由来已久的冗官、冗军而导致冗费已使国家机器难以运转,宋初即作出的“守内虚外”的军事部署早已无法应付边防危机。面临如此深刻内外危机的宋神宗决心改革,以求有一番利国利民的作为。于是便于1068年将改革家王安石召入京都,次年(1069年)即命其为宰相,主持变法工作。王安石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因此其变法的重点则是理财和整军两个方面。在理财方面的措施是:一,青苗法。即在青荒不接时,由政府以低息向民众放粮贷款,以限止地主官僚对民众的高利贷剥削;二,方田均税法。即清查田产,纠正富豪家族有产无税的弊端;三,募役法。即以钱代役,原来有差役义务者,以钱代之,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官户、寺观户、单丁户、未成丁户、女户等也要出相当于前者一半的“助役钱”,这就减轻了农民的苛刻差役,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四,市易法。即政府出钱,掌控足额的民众常需的商品,以抵制官僚富商在特定时期操纵市场,哄抬物价,影响民情的行径;五,农田水利法。即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六,均输法。即废除地方官僚所设的官卡,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在整军方面的措施是:一,置将法。即针对更戍法形成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现状,将禁军固定于一个辖区,由固定的将官,就地加以训练,“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所谓将是军队编制的单位,一将约3000人左右,所以置将法也即在一固定辖区,由一固定将军,专训3000多人,使兵知其将,将熟其士,从而便于指挥,提高战斗力,有利于加强边防。二,保甲法。即对农民进行编组,10户为一保,5保为一大保,10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者,出一人作保丁,并选取智勇者做保长、大保长、都保正,于农闲时,集合保丁,习练武艺,以维护农村的稳定和安全。还有教育方面的改革,即为了抵制保守派对儒家学说的解释垄断权,而把《诗》、《书》和《周礼》三部典籍重新加以注释,并编纂和颁行,故称《三经新义》。《三经新义》于1075年(熙宁8年)颁行,其后的50多年间,太学、州县学校和科举都以它为主要教材和应试标准。

王安石变法,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了显着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变法触及了官僚豪绅和大地主集团的利益,而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和攻击。因此变法是在阻力重重的艰难曲折中进行的。激烈反对和攻击变法者固然有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各个方面,但总代表是司马光集团,他们以洛阳为基地,组成了一个在野内阁,向神宗奏本,对新法的实施进行破坏和捣乱,并咒骂王安石是违背天命,违背祖宗之法,是“以贱凌贵,以邪防正”,“近日之大患”等等。因此司马光宣称和王安石是“犹冰炭不可共器”。在反对派的攻击和污蔑下,神宗对变法也不是那末一贯地支持和坚定,特别当阻力来自太后皇后以及皇亲国戚等方面时,他又动摇和屈服了。因此在近10年的变法过程中,王安石曾被两次罢相。面对反对派的激烈攻击,王安石提出了“三不足”的思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并以“三不足”思想,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展开了思想理论的论战:(1),尊天命还是反天命。关于“天命观”,是先秦以来思想理论界保守派与革新派争论的焦点,司马光以保守派的观点再一次鼓吹“天不变,道也不变”,攻击新法是违犯天命,“必得天刑”。因而将水、旱、地震、山崩等自然现象都说成是变法所致,叫嚷只有去安石才能风调雨顺,天下太平。王安石针锋相对地指出,天地万物都是由五行(金、木、水、火、土)变化生成的,而且五行变化,往来于天地之间,无处不在,永不停息。五行变化的动力是事物本身“有偶、有对,偶中又有偶焉”。因此,水、旱等自然灾害是自然现象,只有变法,发挥人的能动力量,才能克服和战胜之。王安石正是以这种朴素的唯物辨证法的思想批驳了“天命观”和反对派的谬论。(2)对祖宗之法是变还是不变。司马光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王安石则认为“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以变,一定要变,一次不行,五次;五次不行,若干次,一直变下去,才能打开新的局面。特别在抗战和求和问题上,司马光坚守宋初的“守内虚外”成法,而主张弃地求和,不得罪契丹和西夏的贵族。王安石不仅批驳了这种弃地求和的主张,而且还以“置将法”变通了“守内虚外”成法,增强了军事力量,收复了一些失地。(3)畏人言还是不畏人言。变法纲开始,司马光就以“畏圣人言”,制造种种蜚语,对新法进行诽谤和攻击,说新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接着,仁宗后、英宗后也对神宗施加压力,并在朝廷上下,宫廷内外,酿成了哭哭啼啼,吵吵嚷嚷的闹剧,要求取消新法,赶走王安石。王安石不但不以这种诽谤和闹剧所动摇,而且大无畏地提出了“人言不足恤”。同时专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驳了司马光的诽谤,理直气壮地指出:新法由朝廷特设的《三司条例司》机构执行,何以侵官?兴利除弊,富国强兵,何以生事?为国家理财,增加财富,何以征利?拒绝顽固保守的错误主张,何以拒谏?“人言不足恤”,反映了王安石为了坚持真理而敢于抗上和反潮流的精神。虽然王安石变法是为封建统治的大局和长远着想,而且变法措施也符合实际,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对既得利益者的批驳也充分有力。但变法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又包括了最高统治者及其皇亲国舅再加上旧臣豪族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顽固保守派,在这强大顽固保守派的反对下,变法是无法进行到底的。因此于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被迫辞去相位后,就不再参与国事。此后,神宗为了缓解和顽固保守派的矛盾,则在新法中去了抑止豪强兼并的部分。1085年神宗死后,年方10岁的哲宗继位,皇太后(英宗后)高氏起用了司马光做宰相,新法全部被废除,变法派人物被贬斥和流放,早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报恨而死。哲宗亲政后,曾起用变法派人物,试图恢复新法,但更遭到顽固派的反对而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斗无法实施,至此变法运动则从上到下的完全失败了。

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是将既得利益集团以权利之便所占有的丰厚财富分割一部分给民众,以化解社会矛盾,缓解日益深刻的统治危机,从而实现长治久安的封建统治。可利欲熏心的既得利益者,却不愿让出丝毫权益,竭力抵制和破坏变法,使变法夭折。结果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统治危机更加深刻,不堪重负的广大民众则揭竿而起,推翻不肯让利的统治王朝,或者这个统治王朝为外族乘机而入被摧毁,这是中国封建王朝更替的逻辑,宋王朝正在沿着这一逻辑走下去。

(四)徽宗王朝的腐败和北宋的灭亡

历史进入宋徽宗时期,一切变法改革的声音全被淹没,腐朽势力甚嚣尘上。因此在宋徽宗执政的25年期间,是北宋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其表现:一是宠信奸臣。史称“六贼”的蔡京、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高俅等就是宋徽宗的宠臣。这些人骄奢淫逸,无恶不作,特别是公开卖官鬻爵,中饱私囊的同时,也给国家臃肿了机构,增加了冗员。从而大量增加政府俸禄和兵饷的支出,这些支出自然转嫁到人民群众身上。二是营建宫殿园陵。宋徽宗是个纨绔子弟、浪荡公子,奢侈享受是其本性。为此,他挖空心思地兴建了富丽堂煌的新延福宫,此宫亭台楼榭错落有致,鹤庒鹿砦掩映在名花绿荫之间,凿池为湖,怪石成山,小桥流水,花影相叠,风送花香,鹤鹿雀跃。不仅如此,他还千方百计地搜掠天下珍玩入宫,他令童贯在苏州、杭州设“造作局”,集中数千工匠,搜刮民间珍奇的原料器材,制造各种工艺物品运回宫里;他又派朱勔在苏州设“应奉局”,专门搜掠东南沿海各省的奇花异石,以船从大运河运回开封,每10船组成一纲,叫“花石纲”,东南人民惨遭荼毒。三是侵夺民田为“公田”。此类公田时称“括公田”,将其强迫租给自耕农,取年收入实物的一半为租金。此法开始于京西汝州一带实行,后来推广到京西全路和京东、淮南、浙西各地,结果大量民田被侵夺,成为皇室或政府收取租金的私房田。不仅政府皇室大量侵夺民田,官僚、豪绅也大量兼并民田,朱勔在苏州等地侵夺民田30多万亩,岁收租课10多万担;宰相蔡京侵夺民田至少也有50多万亩。腐朽的徽宗皇室,强加于人民身上的负担太重了,因此当时流传的“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的歌谣,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和人民起义造反的到来。

率先起义造反的便是徽宗王朝肆意掠夺的江浙一带,即1120年——1122年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直接针对“造作局”和“应奉局”的肆意掠夺,特别是对“应奉局”的头自朱勔的胡作非为,更是恨之入骨。因此起义军以“诛朱勔”为口号,发动群众,宣布起义。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数万人,“私贩茶盐之人”也纷纷加入。起义军所向披靡,三个月之内,即攻下了睦州、处州和首府杭州等地,共占六州六十多个县,队伍扩大至近百万,“声摇汴都”、“东南大震”。在起义军的强大威力下,宋王朝派童贯以15万精锐禁军和西北边兵进行镇压,各地地主武装也配合宋军镇压起义军。在这强敌的镇压下,因起义军兵力分散,敌不过宋军的反扑而失败了。在方腊起义前后,还有宋江领导的京东、河北、淮南一带的农民起义,他们以“劫富济贫”为口号,杀贪官,除恶霸;他们武艺高强,作战勇敢,屡败宋军。又在宋江起义的影响下,于1124年还有山东、河北人民的武装起义,规模至万人或数万人,他们或据山险,或凭水泊,进行机动灵活的反抗斗争。这些斗争和方腊起义一样,虽被镇压下去了,但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宋王朝,并使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

正在徽宗王朝风雨飘摇之际,东北女真部落所建立的金朝兴起来了,其首领阿骨打于1115年称帝,国号“大金”,定都会宁府(黒龙江阿城县南)。从阿骨打称帝至1122年,八年的时间里,金先后占领了辽的东京(辽阳府)、上京(临潢府)、中京、西京(大同府)和南京(燕京),最后于1125年2月俘掠了辽天祚帝,并灭了辽。在金和宋协同灭辽的过程中,金看透了宋军经过起义军的打击后,一路溃败,毫无战斗力的事实。因此,灭辽后,金就将矛头指向了宋。即于1125年10月兵分东西两路南下,直逼京都开封。面对虎视眈眈的金军,徽宗吓破了胆,急急忙忙将帝位以“禅让”的方式传给了其儿赵桓(钦宗),自己则以“巡幸”为由逃至淮浙去了。金兵南犯并包围了开封,经过烧杀虏掠的大破坏后北撤了。金军北撤后,钦宗又把徽宗接回开封,住“居龙德宫”,以“教主道君太上皇”自居。钦徽统治集团正苟安渡日时,金兵又于1126年秋,分东西两路南下,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一路横扫宋军,于闰11月占领了开封。经过一番大肆虏掠之后,于1127年再次北撤,带走了包括钦徽二宗在内的全部俘虏和财富,史称“靖康之难”,至此北宋也就灭亡了。

四,南宋。

(一)南宋的建立和宋金对歭局面的形成。钦徽二宗被金人俘虏后,1127年,徽宗九子赵构于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即帝位,为高宗,改年号为建炎。1129年金兵又分路南下,追击高宗,高宗狼狈逃窜,1130年乘船逃往温州,金兵又下海追赶300里,在狂风急雨下,被宋军打败,才收兵北去,高宗也才有一喘息之机,并北返,于1132年在临安府安顿下来,最后于1138年定都临安府(杭州),史称南宋。

在南宋初建时,迫于金兵的威胁而起用抗战派李纲、宗泽等,但旋即被投降派黄潜善、汪泊彦所排挤。虽然如此,但江南、江北都集聚了大量抗金力量。江北有太行山地区脸部刻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的“八字军”和河东地区的“红巾军”。他们的英勇抗金,牵制着金兵的南下;江南有张荣领导的水军和抗金名将韩世忠、岳飞所领导的义军给南侵的金军一有力地打击,这就缓解了正在流亡的南宋政权的压力。但金灭宋心不死,南下失利后又采取了新的策略,即一方面扶持傀儡政权,先是扶持旧臣、投降派头子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后又扶持南宋叛将刘豫为“大齐”皇帝。“大齐”政权建立后一个月,又将和钦徽二宗一起被俘并已降金的宋旧臣秦桧放回南归至南宋朝廷内部做投降的说客。另一方面又重新组织力量分西、中、东三路南下,大迂回地包抄南宋。1130年将重兵集中陕西一带,组成西路军,企图从这里入川,控制长江上游,再顺江而下击南宋,但在宋军吴玠、吴璘兄弟的英勇抗击下,先后于1131年和1134年春在和尚原(宝鸡西南,大散关以东)和仙人关(大散关西南)击败金军主力10万,收复了一些州县,粉碎金军入川的企图;1134年夏秋之间,又在宋军岳飞的率领下,击败了伪齐所组织中路军,收复了襄阳府、信阳郡等6个州郡;同年10月再在宋军韩世忠的率领下,于扬州西北大仪镇击败了金军的东路军,并将金军追至淮河南岸。在各路南下金军遭受重创之后,又进一步采取了“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向南宋表示:如果愿称臣纳贡,则可和议退地。一贯妥协投降的宋高宗,得此消息后,喜出望外,并立即起用被俘后已降金而又被金放回南宋朝廷做投降说客的秦桧为宰相兼枢密使,不顾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的激烈反对,而加紧投降活动,终于1139年定立了和约。

正在高宗、秦桧庆祝和约签定之时,金军又翻脸撕毁和约,全面进攻南宋。同时宋军也展开了全面反攻:西路,宋将吴璘打败金军,收复了陕西扶风;东路,宋将刘锜指挥20000多“八字军”于顺昌(安徽阜阳)打败金“常胜军”十多万,取得了以少胜多,震动金朝的“顺昌大捷”。西东各路的胜利,大大有利于中路岳飞的北伐。1140年6月,岳飞从德安府(湖北安陆)大举北伐,他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精神,不顾高宗班师的命令,先后收复了蔡州(河南汝昌)、颖昌、淮宁(淮阳)、郑州、洛阳等地。又派义军首领梁兴回太行山在金军后方展开斗争。岳飞自己则率部驻守郾城,并逼近金军战略要地开封,最后双方在郾城会战,大量歼灭金军,提供了收复中原的有利条件。正在各路宋军和义军全面反攻,节节胜利之际,小肚鸡肠的宋高宗又担心各路将军手握重兵,威胁其统治。于是就和秦桧商定,以“论功行赏”之名,于1141年命令各路将军班师回朝,特别对坚守前线誓死抗金的岳飞,则一天下12道金牌令其回朝。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回临安后,韩世忠、张俊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被任命为副枢密使。这种明升暗降的实质是解除了他们的兵权。不久,秦桧又指示张俊威胁、拉拢岳飞部将王贵、王俊等人,诬告岳飞谋反,并逮捕岳飞及其子岳云等。这就消除了其妥协投降的障碍,接着于同年11月就和金签定了和约,和约内容为: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宋金疆界,东以淮河中流,西以陕西宝鸡西南的大散关为界,宋割河南唐河、邓县二州及陕西商县、甘肃天水二州之半予金;宋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这是绍兴11年所签,故为“绍兴和约”。这是在抗金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所签定的甘当儿皇帝的和约。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对和约的忠心,接着于12月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了抗金英雄岳飞及其子岳云。在临刑前,岳飞写下了“天理昭昭、天理昭昭”八个大字而慷慨就义。

通过“绍兴和约”,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金都获益甚丰,但他贪心不足,仍以南下灭宋,大肆掠夺为目标。为此他于1153年先将首都从东北的会宁府迁至燕京,再于1161年迁至开封府。随即于同年9月即以号称百万大军,分四路南下攻打南宋。面对南下的金军,宋军开始不战而溃,首都临安也乱作一团,纷纷“遣家预避”,宋高宗也要“散百官,浮海避敌”。但宰相陈康伯坚持抗战,并派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南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谋军事。于10月于山东日照的陈家岛消灭了金南下企图袭击临安的水师;又于11月大败了于安徽合州采石渡江的金军。金军采石渡江失败后,即北遁,并又将都城迁至燕京。此次金军的北遁,宣告了南宋投降政策的破产,高宗被迫于1162年禅位其过给的儿子赵眘,为孝宗,年号为隆兴。孝宗又起用抗战派张浚为枢密使,主持北伐。但张浚为一介书生,为大举南下的金军所败。于是又于1164年签定了“隆兴和约”,其内容为:南宋不再向金称臣,世为叔侄之国;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每年减少银绢10万两匹,即支银20万两,绢20万匹;疆界与“绍兴和约”相同。“隆兴和约”的签定,标志了宋金双方实力状态均衡,任何一方想战胜对方都是困难的。从此,宋金对歭局面正式形成。

宋金对歭40多年,相安无事未开战。可至13世纪初,金北临蒙古族侵扰,内有各民族的反抗,统治危机加深。南宋重臣韩侂胄则想乘机伐金,以树“盖世功名”。于是于1206年下诏北伐,分道进兵。不料金援兵大量南下,宋军大败,又于1208年(嘉定元年)签定屈辱的和约,史称“嘉定和约”。尽管此和约仍为南宋屈辱称臣之性质,但仍未改变宋金力量均衡的局势,只不过在相互对歭的过程中,都受到正在北方兴起的蒙古族势力的挑战和威胁。在这挑战和威胁的过程中,金宋先后衰落和灭亡了。

(二)社会矛盾的加剧和南宋的灭亡。

1,社会矛盾的加剧。社会矛盾包括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阶级矛盾方面的表现:一是在南宋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金兵所到之处,大肆掠夺和烧杀,直接给人民群众带来痛苦和灾难,这种痛苦和灾难必然引起人民群众对南宋政府的不满;二是通过和金签订的四个妥协投降,甘当儿皇帝的和约所交付的银绢都转嫁到人民群众身上,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三是土地兼并加剧。宋廷南渡后,皇族和官僚都霸占土地,建制家业而造成了土地的高度集中,有的权贵所占之地往往是“绵亘数百里,或阡陌绳联,弥望千里”。这样就导致了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而成为失去了人身自由的艰难拮据的佃户或佃客;四是赋税繁重。南宋政府将对外投降所交纳的贡赋和奢侈腐败的耗费都以名目繁多的税赋强加予人民群众身上,而导致了人民群众如牛负重,不堪忍受。综上几方面,必然导致阶级矛盾激化,而起义反抗。这种起义反抗还在南宋初年就有湖湘一带的钟相、杨幺起义,他们以崭新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要求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把农民斗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同时担当起了反阶级压迫和反民族压迫的双重任务。到了南宋的中后期,又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包括士兵、茶贩、盐贩和各少数民族的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175年赖文政领导湖北茶贩起义;1208年湖南瑶族李元砺领导的郴州黑风洞起义;1228年赣州农民陈三枪和张魔王领导的起义。不同时期的农民起义斗争都打击了南宋小朝廷,加深了其统治的危机。在金统治的北方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也不堪忍受金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起义反抗,其中于1214年爆发于山东、河北的红袄军起义声势浩大。红袄军分三支:鲁东一支由杨安儿领导,活动于青、潍、莒、密等州;鲁南一支由刘二祖领导,活动于泰安、临沂一带;鲁中一支由李全领导,活动于安丘、临朐一带。这些起义也打击了金的统治,加深了金的统治危机。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的情况下,民族矛盾是主要的。因此对南宋或金统治构成致命威胁的,还是北方正在兴起的蒙古族势力,这股势力加剧了宋金的民族矛盾。蒙古封建军事政权确立后,就开始向四邻扩张,金、宋则是其扩张的主要对象。1227年蒙古军灭了西夏以后,旋即将矛头指向了金。为了迅速灭金,蒙古遣使王橶联宋灭金,条件是联合灭金后,将河南之地归还南宋,南宋欣然同意。于是于1233年,蒙宋联军包围了蔡州(河南汝南),接着于1234年正月,宋军先破蔡州城门,然后迎蒙军入城,金末代皇帝完颜守绪自杀,随之金也就灭亡了。

2,南宋的灭亡。蒙宋联合灭金后,宋将孟珙如约去接受河南三京(开封、洛阳、归德),可蒙军却决黄河堤予以阻止,并以武力抵制。从此开始了蒙宋对战的局面。由于蒙军南下遇到了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深感直接灭宋并非易事,于是确立了北西南大包围的战略,然后再三面合围消灭南宋。在这战略路线的指导下。首先将战略目标指向南宋的西南边陲,即云南大理国。1253年,蒙古派忽必烈率军从宁夏经甘肃入川,渡过金沙江,至云南大理,旋即灭了大理国。1254年忽必烈回师北返,余部除镇守云南外,还予1257年占领了安南。这样即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1257年蒙古正式发动了对南宋的全面军事进攻。一路进攻四川,沿途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打了一年才到了合川。合川保卫战在前后知州王坚、张珏继率领下,英勇悲壮,打了近20年才被攻破;一路由忽必烈率领攻武昌的襄樊。1264年忽必烈夺得了蒙古最高统治权,并建都燕京,改年号为至元,又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正式建立元朝。襄樊保卫战即襄阳和樊城保卫战,在忽必烈的进攻下,还在1267年冬即开始了。两城夹汉水而对歭,接浮桥而来往。此保卫战之英勇悲壮可与四川合川保卫战齐名,直至1273年元军以水陆夹攻,烧毁了浮桥,断了襄樊两城的联系,并用新式武器“回回”炮来轰击,樊城才先被攻破,守将牛富率众巷战,英勇就义。接着襄阳被破。襄樊破后,南宋门户洞开,形势急转直下,即元军水陆两军,由襄阳顺汉水而下,进入长江。宋军在权相贾似道的妥协投降路线指导下,或败或降。1275年,在朝野的压力下,贾似道被迫出兵应战。但军无斗志,相互观望,13万宋军在池州下游与元军遭遇后,一战即溃,贾似道旋被免相,并于途中将其处死。1276年元军占领临安,南宋恭帝赵显及谢、全两太后被俘并和其它官员一并送往北方。临安失收后,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为帝(端宗),号召人民继续抗元。同时由福州转江西,再到广东,因寡不敌众,赵昰逃往海中,并于1278年死于广东吴川南海中。陆秀夫、张世杰又拥立卫王赵昺为帝,流亡于南海的崖山一带。1278年,文天祥在海丰北兵败被俘,元军令他写信招降张世杰,他却大义凛然地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死,留取丹心照汉青!”的诗句,表达了他坚贞不屈的爱国决心。后被送到元大都,1283年从用就义。赵昺南宋流亡政权在元军的追袭下,走投无路,于1279年,陆秀夫负帝赵昺投海而死,张世杰率部突围时坠海而死,崖山宋军全部壮烈牺牲,南宋历经153年,至此而亡。

(三)两宋的文化。两宋虽对外屈弱,但政治氛围宽松,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舞台。因此两宋文化的全方位都呈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文化成果也极其丰硕。无论是哲学、史学、文学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都有划时代的成果。

1,哲学。宋朝的哲学,主要是创立了“理学”,其代表人物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和朱熹,其中朱熹为集大成者。他们吸收了佛家和道家的思想,又采纳了北宋唯物主义思想家张载关于“气”的学说,创立了“理学”的哲学体系,又称“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将儒家学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具体解释是:“理”是万物生成的本源,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因此“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所以,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这是孔子客观唯心主义“天命观”的延续和发展,也即,“理”是天理。朱熹还特别宣扬封建纲常名教是“理”的体现,是永恒不变的:“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君臣依旧是君臣,父子依旧是父子”。为了维护体现天理的封建纲常名教,他们又宣扬“存天理,灭人欲”,即叫人们安于饥饿和痛苦,不要反抗。为了要求广大妇女守节,竟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程朱理学影响深远,之后的元、明、清三代都以其为思想理论统治工具,建立了强大的封建专制统治国家。元代基本上沿袭了程朱理学的操法,而明、清则有所发展,故使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专制王朝仍牢固地长期延续下去。明朝在沿袭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又在宋朝陆九渊关于“心即理也”主观唯心主义理学的基础上,王阳明又提出了“心外无物”的命题,主张心“是万物的本源”,并在陆九渊关于“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基础上。主张三纲五常是“人心所固有的东西,是人心的良知”,要存“心”(三纲五常)灭“欲”。这就形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理学”。“陆王理学”在严重侵犯人权,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和程朱理学无异。到清代,清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极力表彰理学,将理学立为正统思想和封建法典,将朱熹捧为圣贤,并将其所注释的《四书集注》定为科举考试和书院学校的标本,大力宣扬所谓“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清王朝以理学为思想理论工具。实行了空前的“文字狱”,实现了高度的封建专制。

在封建统治者极力推崇理学,维护自己封建统治的同时,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也站在斗争的前列,举起了批判理学的旗帜。如宋朝张载、王安石、陈亮,明朝的李贽,清朝的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王安石以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批判了“天命观”,并为了坚持和推动变法而提出了“三不足畏”的思想。给顽固保守派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给宋王朝暂时地注入了新鲜血液;李贽在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代提出了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理论,并认为所谓“六经”不过是史官的“赞美之语”和孔孟之徒“记忆师说”的残缺笔记,他讥讽理学派是看戏人中的矮子,人云亦云式的“一犬吠影,群犬吠影”,特别是揭露了他们口谈道德,心想高官,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伪君子;黄宗羲的哲学思想是:“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人和物都是由气所产生的,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黄宗羲的杰出贡献是揭露和批判理学所维护的君主专制制度,其所著《明夷待访录》是反对君主专制的宣言书,他说:君主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安宁者,为君也”,君主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是“敲剥天下之骨肉,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之大害;王夫之将程朱理学视为异端,他以“气化日新,生生不息”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概括了不断发展变化的物质世界,他将历史发展的趋势比做“势”,将发展规律比做“理”,结论是“在势之必然处见理,”,“时异而势异”,“势异理亦异”。这就有力地批判了“理”为先的程朱理学观点;戴震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推向了高峰,他说:理学是“以理杀人”,强调“去欲存理”的实质是“天下国家受其祸,是人民大众的残杀之具”。由于理学使人愚昧盲从,就导致“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因此他说:“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

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时代,虽然进步思想家提出了进步的思想理论,但这些理论并不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故不被吸收和利用。只有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思想,才能占统治地位。程朱理学之所以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就是因为它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它一直陪伴并服务于封建专制王朝走向终点。即便在新时代里,仍有其残余,在影响着新时代脚步或快或慢地前进。

2,史学。两宋史学研究的成就,远远超过前代。不仅史学著作大量出现,而且也出现了新的编纂体裁——纪事本末体。同时也开辟了金石学研究领域,将史学研究范围从古典文献扩大到古今石器领域。重要的大型史书著作有《资治通鉴》、《通志》等。

《资治通鉴》为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编纂,全书共294卷,上起威列王23年(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至后周世宗显德6年(959年),记述了从战国到五代1362年的历史。全书取材丰富,考证祥密。其目的“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所以大部分篇幅记述了历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对于经济、文化方面则很少记载;《通监纪事本末》,是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为南宋史学家袁枢所著,他根据编年和纪传两种体裁的缺陷,对《通鉴》进行改编,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总括1362年史迹,分隶239目,每事一篇,自为起迄,故名“纪事本末”,为历史编纂开辟了新途径;《通志》,是南宋杰出史学家郑樵所著,共200卷。其中记述历代君臣事迹的本纪和列传多抄录旧史,不被重视,其最大贡献是20略,这是全书的精华,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等五类为旧史所无,20略概括了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反映了郑樵在文化史方面的独创精神和宏伟气魄;金石学,是宋代史学家开辟的一个新领域,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对古器物及古器物拓本的搜集;二是对古器物的鉴定及金石文字的考,三是以古器物及金石文字来考订历史记载。主要金石著作有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等;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薛商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郑樵的《通志•金石略》等。

3,文学。两宋的文学,主要表现在词的兴盛。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五代词(不包括南唐)的风格是绮丽香软,被称为“花间派”词,南唐著名词人李璟、李煜等的作品则清新俊逸,特别是后主李煜,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其作品更多地是抒发个人哀伤凄苦的情调,因此哀婉感人。至宋代,地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生活的繁荣,歌妓舞女充满歌楼,为唱词的发展及其在文坛上占统治地位提供了客观条件。因此,宋词与唐诗前后相应,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著名词人有:柳永,是北宋词坛上影响较大的词人,其突出贡献是发展了长调的体裁,作品具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浓厚市民气息,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传说;苏轼,是北宋著名词人,他冲破了狭隘的传统局限,“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开拓了广阔写作天地,从而以幻想的浪漫精神和雄浑博大意境,表现了豪放的风格,为豪放派词创始人;陆游,是南宋的大诗人和大词人,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志士,在他临死前仍不忘恢复中原,因此在《示儿》诗中说:“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忘告乃翁”,又在《诉衷情》一词里慨叹:“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充满了国耻未雪的悲愤情绪;李清照,是北宋末年,南宋初年著名的女词人,词以委婉含蓄,絢丽清晰著称,为婉约派正宗,词以宋室南度为界,前期表现为欢乐明快轻松,后期则充满了悲凉飘零,国破家亡的凄苦,是中国词坛上影响深远的女词人。

4,科学技术。中国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就有三大发明,即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是宋代发明的。北宋布衣毕昇在唐代雕版艺术的基础上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印刷事业上的一个划时代的革新,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北宋科学家沈括在天然磁铁进行人工磁化形成人工磁铁的基础上,经过各种形式的实验,发明了指南针,又在此基础上,发现了地磁偏角(磁针所指方向,与地球子午线相交的角度),为南宋罗盘针的发明和航海事业的发达提供了先决条件;北宋仁宗时期,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即记载了火药的制作:硫磺、焰硝、松脂以及其他不同物质按一定的比例和操作程序制成不同用途的火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火药发明的记载,可见火药在北宋初年就发明了。

沈括是北宋时期的卓越科学家,其名著《梦溪笔谈》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所达到的辉煌成就,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和工程技术等广泛领域。沈括本人的科学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天文历法方面,他在兼管司天监期间,曾破格选拔平民出身的天文历算家卫朴进司天监,主持编修《奉元历》,以365•24358日为一回归年,虽比今天通行的365•2422日稍大,但比当时通行的历法要精密得多,同时他在《补笔谈》卷二里,还提出了改革旧历法的主张:按节气定月,以立春为元旦,不管月缺月圆,只管时令节气;大月31日,小月30日,大小月相同,不设闰月。这种将四季24节气和12个月份完全统一起来的历法,很适于农业生产的需要。沈括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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