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显谟，又名球声，萍乡湘东荷尧人，生于公元1920庚申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清晨。据粗略考证，他是新山吴氏第一位基督徒，也是荷尧地区第一位百岁寿星。

查阅族谱世系列表，新山吴氏十七世开山祖新圃公（1786～1865）为清朝修职郎文官。第十八世培本公（1819～1875）为国子监太学生，好钻研黄老学说；第十九世驰铭公（1843～1882）为乐善助人的乡绅。第二十世茂南公（1861～1923）一生开山拓土，耕耘新荘。据父辈相传，茂南公喜好参与乡间公益事务，还常组织乡邻一道去南岳衡山进香朝拜。第二十一世，祖父同祥（1888～1959）固本守业；叔祖同馀（1897～1945）出外经商。吴显谟为同馀第三子。

荷尧位于湘赣边界，江南腹地，西北有太屏山，东北有杨岐山，东南有武功山，西南有寿岳衡山，自古为吴楚通衢之要地。自唐宋以来，萍浏醴乃至江南地区一直盛行敬拜天公的民间信仰。这种信仰习俗是有史料为佐证的，古代诗词中就大量出现有 “天公”的诗句。例如，清代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最好的例证。从不同时代和地域的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来考证，从远古到当下的是神州大地，官方和民间普遍存在天公信仰。例如，北京天坛祈年殿里供奉“皇天上帝”的排位。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和“天”具有神性和物性之分。神性的“道”与“天”就是天公，也就是上帝。这个哲学命题此文不深入论述。老百姓对天公最朴素的称谓是天老爷。笔者自幼小懂事开始，记得每逢大年除夕，各家各户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准备朴素的贡品、家常的酒菜，用桌子摆在屋外，家中主人穿戴端正，表情庄重，点燃香烛，鸣放鞭炮，以最朴素的方式，用最虔敬的态度祭拜天老爷。

自夏商周以来，祭祀天公、敬畏上帝是华夏民族最原始，最正确，最悠久的信仰。《易经》明确记载了上古先民对“上帝”和“天”的信仰。《道德经》对 “道”的阐述更为透彻细微。从汉代开始，人们追求“道”。从宋明开始，人们探究“理”。毋庸置疑，道和理都具有神性的一面。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华夏先民的心目中始终有一个若隐若现的天老爷存在。一旦人们在生活中遇有任何难处，总会不由自主地向天大呼：“我的天！”西方人则是：“My God！”。人们向上帝祈祷，仅此一句就够了。只要人们认识，敬畏，信靠，祈求于天老爷，就必定蒙福纳祥。必须强调的是，上帝是普世的，不属于任何文明，任何种族，任何宗教。这就体现出东西方文化中一个非常最重要的共同之处。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敬拜天老爷都是最简易，最直接，也是最有感应的。人们勿需建庙堂造塑像，免去各种捐献和进贡，摒弃任何代理或媒介，简化烧香磕头许愿。更不得以交易的心态祈祷，杜绝以贿赂的方式敬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是道教南岳帝君的诞辰，南岳圣帝也是华夏天公信仰体系中最受欢迎的神仙之一。或许冥冥之中，吴显谟出生于此日，与祖先敬虔的天神信仰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特殊缘分。

当年，清政府发起的洋务运动，只是为了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以延续满清贵族的腐朽统治。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振兴民族经济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于1891年主持创办的汉阳铁厂就是著名的官督商办企业。它比日本的八幡制铁所还早了七年。1908年，著名资本家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安源煤矿进行合并，成立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清代晚期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促进了外国人来华经商及其他活动。国门一开之后，西方宗教文化开始在中国内陆沿江河及铁路线进行广泛传播。

根据美国历史政治学者裴宜理博士著作的，2014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Elizabeth J. Perry；阎小骏 译）一书记载：1898年，首位来到萍乡传教的是海外华人吴鸿景，他是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的一名牧师。吴鸿景牧师发现安源矿区工人众多，商贾往来频繁，外国居民聚集，就向鄂湘教区申请了一笔巨款，在安源建起一座圣公会雅各大教堂。此书作者裴宜理女士，1948年出生于上海，主要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其父母是美国圣公会传教士，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教授。

早在1911年，萍乡安源煤矿年产量就已经超过百万吨，并通过汉冶萍铁路运往汉口铁厂。由于煤矿开采异常兴盛，安源迅速成为了湘赣地区的工商业中心。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策动实施罢工的过程中，安源广大的基督徒群体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安源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后，位于湘赣边界的湘东也很快成了赣西北水陆交通的商贸集散地。福音传播在安源取得巨大成功，中华圣公会决定在萍乡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紧随之，中华圣公会就在湘东的热闹街区建立起了一座耶稣堂。在萍浏醴范围内，此后的湘东成为基督徒发展最快最多的地区。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农耕年代到工商业时代大转变的时期。洋务运动不仅对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带来了革命性的巨变，也对中国广大农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自弱冠之年始，吴同馀不安心于看守家业而继续刀耕火种，他开始出外到湘东和安源等地贩卖货物。在吴同馀摸索出门路和稍有财富积累后，他就开始在湘东街上经营商铺。吴显谟为同馀公第三子，自幼机灵，喜好神秘，爱问多动。年龄稍长，就常随父奔波于外。正所谓人如其名，他名字中的“谟”，有策略之意，古为谋士。果不其然，自十多岁伊始，吴显谟就逐渐显露出商人特有的精明，很快就能帮父亲打理生意，年纪轻轻便成为了店铺能干的少掌柜。

年轻的吴显谟在湘东街上营商，自然接触到了不少社会各阶层的精英人士。聪敏且好奇的他不可避免地被外来的新鲜事物所吸引。随后，他自然而然地被精英人士领进了教堂，接受了洗礼，最终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他成为新山吴氏子孙中第一个敢于反叛传统礼仪习俗，心悦诚服地全面接受西方宗教文化的新青年。在当时依旧封闭落后的中国社会，若要具有新视野、新思想、新观念，就必须要有开放的心态，巨大的勇气，机敏的接受能力以及非凡的决断力，人生才能跨越出那么一大步。

1944年夏，日寇鬼子兵侵入萍乡地区。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在湘东街上经营多年的吴同馀父子不忍舍弃店铺，也无法放弃经营，抽身去躲避战乱。另外，吴显谟认为自己是一名基督徒，有教会组织的保护，应该平安无事。结果出乎意料，二十四岁的吴显谟被疯狂的日军抓去做了壮丁苦力，店铺货物惨遭日军洗劫。吴同馀受到严重惊吓和双重打击，儿子又生死未卜，因此一病不起，次年在新山下老屋忧郁而终。吴同馀毕生在外经商，他经历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苦难，也目睹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变迁。

1943年初，日军从海上继续西侵，登陆法属租界地广州湾，也就是如今的湛江市。吴显谟遭抓捕后，经水陆多次辗转，最终被发配到湛江修建飞机场。繁重的劳动和炎热的气候，使得从内陆抓去的劳工水土不服，多数劳工丧命于日寇蹂躏的铁蹄之下。吴显谟凭借内心坚强的信仰，又有天公护佑，九死一生，隐忍待机，终于熬到了次年秋。1945年8月14日，日军缴械投降了。吴显谟也重新获得了自由。

抗战胜利后，吴显谟回到萍乡老家，在新荘娶妻育女，躲避动荡时局。1949年后，吴显谟从一个小商贩彻底变成了老农民。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在荷尧新荘下生产队干农活。人民公社时期，他做过生产队的保管员；农民集体吃大锅饭时期，他在公共食堂做过厨子，打过杂。改革开放后，六十开外的他又开始经营商铺，他在距离新山下不远的火烧桥街上开了一间车辆修理部，主要维修自行车。十几年如一日，他为人诚恳守信，经商童叟无欺，赢得人们的普遍赞誉。修理铺生意平淡，直到身体衰老，难以维持经营，他才停工歇业。

1980年代，中国大陆落实宗教政策后，湘东耶稣堂也恢复了正常礼拜等活动。吴显谟喜乐地找回了四十年前的属灵生活。每逢周末，他总是乐此不疲地骑着一部老式自行车赶去湘东参加教会活动。笔者年少时，曾经目睹他早晚祷告，白天骑车去经营店铺生意，常年奔走于新山下和火烧桥之间。吴显谟的儿孙常年在外经商，他和老伴一起选择安居新山下，将全部心思研读《圣经》，用全部时间灵修祷告。他们的晚年生活安稳恬静，与世无争，平淡无奇，默默无闻。笔者在外与家人的联络中, 常会了解到他的生活状况，偶尔也听闻一些他的传奇经历。如此静好岁月，又悄悄过去了三十多个春秋。  

直到前几年，据老家人告知，2019年初夏，荷尧村委会为吴显谟老人隆重举办了百岁寿宴，众乡亲向老寿星表达了诚挚的敬意。同年中秋节前夕，老母亲在电话中告知，9月15日也就是农历的八月初六，显谟伯父已经荣升天堂了。湘东耶稣堂的弟兄姐妹们，前去为他举行了一个完全符合基督教礼仪的葬礼。

生与死是人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一个灵修者，更应该淡定从容，无有恐惧。对于一位百岁老人的安详过世，不必有过多的悲伤，只有更多的感慨和祝福。

百年中国，百岁传奇；不胜悲悯，无尽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