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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显谟传

新山吴氏人物传记(四)

吴显谟传


吴显谟,又名球声,萍乡湘东荷尧人,生于公元1920庚申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清晨。据粗略考证,他是新山吴氏第一位基督徒,也是荷尧地区第一位百岁寿星。

查阅族谱世系列表,新山吴氏十七世开山祖新圃公(1786~1865)为清朝修职郎文官。第十八世培本公(1819~1875)为国子监太学生,好钻研黄老学说;第十九世驰铭公(1843~1882)为乐善助人的乡绅。第二十世茂南公(1861~1923)一生开山拓土,耕耘新荘。据父辈相传,茂南公喜好参与乡间公益事务,还常组织乡邻一道去南岳衡山进香朝拜。第二十一世,祖父同祥(1888~1959)固本守业;叔祖同馀(1897~1945)出外经商。吴显谟为同馀第三子。

荷尧位于湘赣边界,江南腹地,西北有太屏山,东北有杨岐山,东南有武功山,西南有寿岳衡山,自古为吴楚通衢之要地。自唐宋以来,萍浏醴乃至江南地区一直盛行敬拜天公的民间信仰。这种信仰习俗是有史料为佐证的,古代诗词中就大量出现有 “天公”的诗句。例如,清代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最好的例证。从不同时代和地域的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来考证,从远古到当下的是神州大地,官方和民间普遍存在天公信仰。例如,北京天坛祈年殿里供奉“皇天上帝”的排位。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和“天”具有神性和物性之分。神性的“道”与“天”就是天公,也就是上帝。这个哲学命题此文不深入论述。老百姓对天公最朴素的称谓是天老爷。笔者自幼小懂事开始,记得每逢大年除夕,各家各户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准备朴素的贡品、家常的酒菜,用桌子摆在屋外,家中主人穿戴端正,表情庄重,点燃香烛,鸣放鞭炮,以最朴素的方式,用最虔敬的态度祭拜天老爷。

自夏商周以来,祭祀天公、敬畏上帝是华夏民族最原始,最正确,最悠久的信仰。《易经》明确记载了上古先民对“上帝”和“天”的信仰。《道德经》对 “道”的阐述更为透彻细微。从汉代开始,人们追求“道”。从宋明开始,人们探究“理”。毋庸置疑,道和理都具有神性的一面。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华夏先民的心目中始终有一个若隐若现的天老爷存在。一旦人们在生活中遇有任何难处,总会不由自主地向天大呼:“我的天!”西方人则是:“My God!”。人们向上帝祈祷,仅此一句就够了。只要人们认识,敬畏,信靠,祈求于天老爷,就必定蒙福纳祥。必须强调的是,上帝是普世的,不属于任何文明,任何种族,任何宗教。这就体现出东西方文化中一个非常最重要的共同之处。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敬拜天老爷都是最简易,最直接,也是最有感应的。人们勿需建庙堂造塑像,免去各种捐献和进贡,摒弃任何代理或媒介,简化烧香磕头许愿。更不得以交易的心态祈祷,杜绝以贿赂的方式敬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是道教南岳帝君的诞辰,南岳圣帝也是华夏天公信仰体系中最受欢迎的神仙之一。或许冥冥之中,吴显谟出生于此日,与祖先敬虔的天神信仰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特殊缘分。

当年,清政府发起的洋务运动,只是为了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以延续满清贵族的腐朽统治。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振兴民族经济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于1891年主持创办的汉阳铁厂就是著名的官督商办企业。它比日本的八幡制铁所还早了七年。1908年,著名资本家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安源煤矿进行合并,成立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清代晚期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促进了外国人来华经商及其他活动。国门一开之后,西方宗教文化开始在中国内陆沿江河及铁路线进行广泛传播。

根据美国历史政治学者裴宜理博士著作的,2014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Elizabeth J. Perry;阎小骏 译)一书记载:1898年,首位来到萍乡传教的是海外华人吴鸿景,他是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的一名牧师。吴鸿景牧师发现安源矿区工人众多,商贾往来频繁,外国居民聚集,就向鄂湘教区申请了一笔巨款,在安源建起一座圣公会雅各大教堂。此书作者裴宜理女士,1948年出生于上海,主要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其父母是美国圣公会传教士,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教授。

早在1911年,萍乡安源煤矿年产量就已经超过百万吨,并通过汉冶萍铁路运往汉口铁厂。由于煤矿开采异常兴盛,安源迅速成为了湘赣地区的工商业中心。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策动实施罢工的过程中,安源广大的基督徒群体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安源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后,位于湘赣边界的湘东也很快成了赣西北水陆交通的商贸集散地。福音传播在安源取得巨大成功,中华圣公会决定在萍乡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紧随之,中华圣公会就在湘东的热闹街区建立起了一座耶稣堂。在萍浏醴范围内,此后的湘东成为基督徒发展最快最多的地区。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农耕年代到工商业时代大转变的时期。洋务运动不仅对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带来了革命性的巨变,也对中国广大农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自弱冠之年始,吴同馀不安心于看守家业而继续刀耕火种,他开始出外到湘东和安源等地贩卖货物。在吴同馀摸索出门路和稍有财富积累后,他就开始在湘东街上经营商铺。吴显谟为同馀公第三子,自幼机灵,喜好神秘,爱问多动。年龄稍长,就常随父奔波于外。正所谓人如其名,他名字中的“谟”,有策略之意,古为谋士。果不其然,自十多岁伊始,吴显谟就逐渐显露出商人特有的精明,很快就能帮父亲打理生意,年纪轻轻便成为了店铺能干的少掌柜。

年轻的吴显谟在湘东街上营商,自然接触到了不少社会各阶层的精英人士。聪敏且好奇的他不可避免地被外来的新鲜事物所吸引。随后,他自然而然地被精英人士领进了教堂,接受了洗礼,最终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他成为新山吴氏子孙中第一个敢于反叛传统礼仪习俗,心悦诚服地全面接受西方宗教文化的新青年。在当时依旧封闭落后的中国社会,若要具有新视野、新思想、新观念,就必须要有开放的心态,巨大的勇气,机敏的接受能力以及非凡的决断力,人生才能跨越出那么一大步。

1944年夏,日寇鬼子兵侵入萍乡地区。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在湘东街上经营多年的吴同馀父子不忍舍弃店铺,也无法放弃经营,抽身去躲避战乱。另外,吴显谟认为自己是一名基督徒,有教会组织的保护,应该平安无事。结果出乎意料,二十四岁的吴显谟被疯狂的日军抓去做了壮丁苦力,店铺货物惨遭日军洗劫。吴同馀受到严重惊吓和双重打击,儿子又生死未卜,因此一病不起,次年在新山下老屋忧郁而终。吴同馀毕生在外经商,他经历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苦难,也目睹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变迁。

1943年初,日军从海上继续西侵,登陆法属租界地广州湾,也就是如今的湛江市。吴显谟遭抓捕后,经水陆多次辗转,最终被发配到湛江修建飞机场。繁重的劳动和炎热的气候,使得从内陆抓去的劳工水土不服,多数劳工丧命于日寇蹂躏的铁蹄之下。吴显谟凭借内心坚强的信仰,又有天公护佑,九死一生,隐忍待机,终于熬到了次年秋。1945年8月14日,日军缴械投降了。吴显谟也重新获得了自由。

抗战胜利后,吴显谟回到萍乡老家,在新荘娶妻育女,躲避动荡时局。1949年后,吴显谟从一个小商贩彻底变成了老农民。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在荷尧新荘下生产队干农活。人民公社时期,他做过生产队的保管员;农民集体吃大锅饭时期,他在公共食堂做过厨子,打过杂。改革开放后,六十开外的他又开始经营商铺,他在距离新山下不远的火烧桥街上开了一间车辆修理部,主要维修自行车。十几年如一日,他为人诚恳守信,经商童叟无欺,赢得人们的普遍赞誉。修理铺生意平淡,直到身体衰老,难以维持经营,他才停工歇业。

1980年代,中国大陆落实宗教政策后,湘东耶稣堂也恢复了正常礼拜等活动。吴显谟喜乐地找回了四十年前的属灵生活。每逢周末,他总是乐此不疲地骑着一部老式自行车赶去湘东参加教会活动。笔者年少时,曾经目睹他早晚祷告,白天骑车去经营店铺生意,常年奔走于新山下和火烧桥之间。吴显谟的儿孙常年在外经商,他和老伴一起选择安居新山下,将全部心思研读《圣经》,用全部时间灵修祷告。他们的晚年生活安稳恬静,与世无争,平淡无奇,默默无闻。笔者在外与家人的联络中, 常会了解到他的生活状况,偶尔也听闻一些他的传奇经历。如此静好岁月,又悄悄过去了三十多个春秋。  

直到前几年,据老家人告知,2019年初夏,荷尧村委会为吴显谟老人隆重举办了百岁寿宴,众乡亲向老寿星表达了诚挚的敬意。同年中秋节前夕,老母亲在电话中告知,9月15日也就是农历的八月初六,显谟伯父已经荣升天堂了。湘东耶稣堂的弟兄姐妹们,前去为他举行了一个完全符合基督教礼仪的葬礼。

生与死是人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一个灵修者,更应该淡定从容,无有恐惧。对于一位百岁老人的安详过世,不必有过多的悲伤,只有更多的感慨和祝福。

百年中国,百岁传奇;不胜悲悯,无尽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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