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吴文化》民俗文化之一

南唐村吴氏文化考察

       永新，是一个有着悠久和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古县。尤其在南乡南唐村，各种具有传统吴文化色彩的民俗活动，至民国时已达到鼎盛时期。现撷其三项，以飨读者。

       一、 庄  堂

       庄堂，习武之场所也。在冷兵器时代，乡人要武装自卫，必须通过庄堂的训练和演习，才能掌握一整套攻防本领。

       旧时，民间因山林土地权属、水源分配、宗族矛盾、风水迷信、民事纠纷等引起的武装械斗，时有发生。由于法制缺失，官府无为，那种矛盾通常只有诉诸武力才能得到解决。既然武装械斗的发生不可避免，习武之处——庄堂，便在永新乡间应运而生，且经久不衰。

       南唐村，严格地说她是一个宗族名，清一色的吴姓，约八百余户，是当地一大望族，下分九个自然村，三个村委。之所以名之“南唐”，是为了纪念永新吴氏始祖吴皙于五代十国之南唐时期（约公元950年），由九江赴永新任县衙主簿，并肇基永新而命名的。

       南唐地处万年山水系最末端，自然灌溉十分困难，每逢大旱季节，与上游十三社（今烟阁乡大部）争水之纠纷，时有发生，械斗也在所难免。为了生存，南唐人自古就有起庄堂习武的传统。“不进庄堂，算不得男子汉”这一古训，在南唐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为了生存，千百年来，习武已经成为南唐成年男子的必修课。

       庄堂，多半以自然村为单位举办。南唐人开庄堂，一般不用向外聘请师傅。因为，长年开办庄堂，其中有不少优秀者，自然都成了师父。不光如此，还有师父“输出”，不少佼佼者，还被外地请去做师父。师父坐在庄堂里的时间并不多，只是隔三差五地前去指导一番。师父的待遇并不丰厚，一年下来，也就是七八块大洋。可就是这几块大洋也不是好拿的：年底送师父回家过年时，徒弟们必然会想方设法地使招“留”师父，实际上是要和师父较量，如果师父在徒儿们面前失了彩，那他这一年的辛苦就算泡汤了。所以，聪明的师父们，是不会轻易将全身本领传授给徒儿们的。所谓“十步留一步，别让徒弟打师父”，就是这个意思。

       庄堂设在祠堂内，每年的正月十六日起（开）庄，长年开办，只是农忙时，才停办数日。一般是利用晚间休息时间，到秋后，为了赶明年正月“出灯”（表演），才日夜操练。在庄堂习武是没有报酬的，全是自愿参加。但如果外出表演有收入，则能按一定比例得到一点分成。表演一场的收入也很可怜，仅1吊零200钱，按时价，1吊钱仅能买到了3斤左右的猪肉。折如今人民币60余元，按照16个人分，每人仅人民币4元不到。

       起庄时，必先安好“师头”，“师头”是武林祖师爷神位的意思。神位制作很简单，先在祠堂正厅右边柱子上铺好金银纸各一张，然后将三颗竹钉钉在纸上，再用一块红布蒙住竹钉即成。

       庄堂也是犯事的温床，参加庄堂习武者大多是年轻人，熬到半夜，大多数人已饥肠辘辘。此时，外出偷点鱼呀鸡狗和果蔬来充饥的事，也时有发生。

       在南唐庄堂里练习的主要是拳术和棍术，另有三节龙灯、舞狮和盾牌舞等。

       南唐的拳是一种独特的中矮庄的庄式拳套路，习惯称其为“梅花六九”。与别村的拳术套路不同，它主要是原地“打四门”的拳术套路，共八式，各式变化无穷。这种拳看似简单，其实它的实用性很强，是一种以防御为主，进攻为辅的传统武术。这也充分体现了南唐人习武的自卫性质。所以，它从不向外村人传授，只是在本村内部相互教练，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南唐棍与矛的套路也是独式的，号称“吴式棍”，其选材是用一种名为“对节”的刚韧木材，长一丈余，头粗尾细，可作棍和矛两用。安了矛头时是枪（矛），去掉矛头又可作棍用。作棍用时，双手始终握着棍头，像用枪和梭标一样。因此，南唐的棍式也可以说是枪式，或者说是棍枪结合的一种特殊招式。说是棍式，它可以用来点打横扫；说是枪式，可以左拨右挠，还可以用棍尾冲刺。棍式和枪式可交换使用，灵活机动，实战性强。

       南唐庄堂棍式套路一是“野鸡闯河”，二是“打四门”。“野鸡闯河”是枪式，分六式，即启势、开手、出击、散打、取胜、收庄。“打四门”是棍式，分八式，即：开势、打南门、打西门、打北门、打东门、倒棍、左右扫棍、收势。

       俗话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进庄堂习武，没有个三年五载是不可能出师的。进庄堂习武的人，除了必须有坚强意志，还须有灵活的头脑。

       庄堂习武有两大功能：一曰自卫性械斗，一曰表演。

       1、自卫性械斗：

       械斗，永新乡间称之为“打大阵”，是宗族或村之间因某些矛盾而引发的武装械斗。

       南唐人的武术十分厉害，素有“棍尾上长谷”之谓，意为全靠武力才能保证有水种田，才能有好收成。水，是农业的生命之源，也是南唐人开庄堂习武之主要目的。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农田灌溉的关键时节。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也正是南唐灌区最缺水的季节。为争水源，与上游十三社的械斗时有发生。而一旦械斗发生了，“十八岁上江口（分水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谁也不能抗拒，否则，将有被“隔族”（开除族籍）的危险。

       是时，南唐各村分别杀猪磨豆腐，集体起伙，全村动员，一副大战前夕的备战态势。出发前，在祠堂里誓师，应征者全副武装：男人头戴用竹子编制的“毫须”（类似藤帽），手持棍棒、大刀。女人腰系装着石块的竹鱼篓，紧随自己的男人身后。如一旦丈夫与人交战，妻子则在旁以石块助战。那种夫妻上阵的壮举，是古今中外任何战争场合所少见的。

       誓师大会由族长主持，宣布纪律、队形序列、主攻手名单、与南唐其他村的会合时间、地点及善后事宜。对于在械斗中死伤的亲属，族里统一用祠会公款或按户摊款安葬死者、抚养遗孤和治疗伤者。这种举措，从制度上解决了参战者的后顾之忧。

       善后事情很多，如“议凶手”。“议凶手”，是旧时械斗的一大特色：目的是万一如果打出了人命，需要有人马上出来做“替死鬼”。这个人选，多半是无家无室，生活无靠却又有父母需要赡养之人。确定人选后，当面议好价钱和确定抚恤方案，并立下生死文书，一旦出死，此人便慷慨赴义。此去九死一生，多于水牢和“随桶”（一种周边插满刀子的木桶状刑具）中痛苦地死去，鲜有善终者。

       这一切做完后，杀雄鸡歃血为誓，众人喝血酒毕，族长一声令下，众皆应声如雷，慷慨出征。走在前面的是庄堂师傅， 战场在觉滩江分水口——三江口。

       械斗一般发生在日出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南唐人从分水口撤岗的时候。十三社的人选中这个时候在半路上搞突然袭击。实战时，一般三人为一小组，武师或主攻手在前，两旁各一名护卫，形成一个犄角状，互为照应。武师这时是阵中的主心骨，也是衡量武师本领的时候。这种械斗没有阵法，也没有多大的谋略，其实是一种遭遇战，双方见面便打，直到打得昏天黑地，直到一方有人负伤倒地。此时，如果旁边的看客偏向胜方，齐声吆喝“某方倒人啦！”士气便大受影响，战局便会一边倒。战斗的胜负，往往就操纵在这些看客的手里。所以，上阵的人最恨的不是对方的敌手，而是那些看客。

       南唐人面对的是强手，是由十三个社（相当于今天十三个村委）组成的“联合舰队”，兵力悬殊，且又在对方地面上作战。但十三社人多不同心，可谓乌合之众，根本没有南唐人的战斗力。更有趣的是，十三社里面也有不少是吴姓，这使他们处于两难的地步：对方是同宗，怎能兵刃相见？而自己地处十三社，受益于同一水源，又不能不出阵，要不，怎么有水灌溉？因此，他们与南唐人私下约定：大凡十三社的吴姓，都分别做上记号，以防误伤。这样一来，十三社的力量更弱了。就这样，在每次械斗中，南唐人依仗自己在庄堂中练就的过硬本领，从来没有真正被打败过。  

       械斗中死伤血案，常有发生。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双方杀死的是男人，如官府不追究，各自安葬。但无论如何不能杀死看客和女人，否则，禀官后官府将会以杀人罪逮人。杀人者偿命，天经地义，但最后的结局，多以另请替死鬼作凶手结案。替死鬼的结局是很惨的，打入死牢后，往往是活活地被折磨而死。

       械斗中杀死女人的事件，也曾发生过：民国二年，南唐前房村与黄淇村龙姓发生了械斗。其时龙姓势众，大有摧城之势。危难之机，南唐东边村十八个“扁担客”恰好路过，见同宗势危，马上抽出扁担助战。那十八条扁担，像十八条蛟龙，没几下工夫便将龙姓打得落花流水。在龙姓村头，龙姓一女人仗着有男人不伤女人的规矩，对吴姓破口大骂，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了口。这时，东边村一年轻小伙子受不了那股气，从旁人手中接过一杠枪，从高岸飞身而下，用枪尖直刺那女人的下体，活活将她捅死。事后，龙姓告官，吴姓花高价请出一个“凶手”，才了结此案。

       “南唐人个个有两下”， “打得南唐，难打东边”，这些与习武有关的口头禅至今仍在永新老辈子人中广为流传。和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存法则一样，南唐人为了生存——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被迫开庄堂习武，为的是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和生存权利。

       南唐人与外村人最后的一次械斗，发生在1974年10月。其时，南唐前房村与相距十里之远的柞源史姓发生山林权属纠纷。那天，早已埋伏好了的柞源人，趁前往现场干活的南唐人不备，向手无寸铁的南唐人发起突然袭击。此案造成了一场一死二十余人受轻重伤的械斗惨剧。事后，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法律的偏见，受害方也有人被判以重刑。

       数百年来，像这样的械斗，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不知造成了多少个家庭悲剧？每次械斗的最后，无论表面的胜负如何，其实都是输家。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制的健全，械斗，那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陋习，正在远离人们的生活。随之，像“起（开）庄堂”那种在民间流传了数百年的习武传统，也正在淡出人们的记忆。如今，当年在庄堂中担当过角色的后生们，也都垂垂老矣。就连能在现场演示几下的人，也已廖若寒星，去日无多了。

       2、表演

       表演，是庄堂的另一大功能。

       正月半（元宵前），是农村各种技艺表演的黄金时间。届时，各种戏剧，如三角班、采茶剧、汉剧和龙灯、狮灯、盾牌舞，竞相出台表演，成为农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辛辛苦苦练习了一年的庄堂的哥们儿，此时正是亮相的极好时机。从初一开始，他们便出门“打灯”（表演）了。先是“打”家门（宗族），其后便“打”友好乡邻。

       “打灯”，是有一套既定的“灯路”、程序和礼仪的。

       “灯路”是先至亲同宗，然后再按亲疏依次排列，最后是异姓乡邻，绝不能乱了“灯路”，否则，将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程序是：前一日，先由一人持灯笼前去下帖子。翌日，由士绅、老成、师父三人各持一盏灯笼前面开路，两个挑盾牌、一个挑花烛鞭炮的随后。在他们后面的是十六个庄堂哥们儿白汗巾裹头，身着紧身服，手持棍棒等武器紧随其后，浩浩荡荡向目的地开拔。

       礼仪是：每到一村头，东道主必有士绅、老成等按梯队三步一作揖恭迎。但再客气，也不能接过人家的灯笼。否则，有砸人家招牌之嫌。

       按规矩，开台拳是由年轻汉子表演。如本地也起了庄堂，得先拜钉在右柱子上的“师头”，再拜祠主和四方神灵，然后向台下一个深揖，向台下的同行和前辈致礼，请多多包涵。而最后谢幕的包台拳，却是由庄堂里武艺最高的人露手。

       先表演三节龙灯，然后是狮灯，即狮子跳台，跳台是一项与现代体操跳木马有点相像的一种运动。台，一般是用祠堂内的神台，比一般方桌要高出许多，没有几下真工夫，要想在台上台下表演那么多高难度的动作，是不可理喻的。其后是拳棍交替进行，拳无踪，棍无影，精彩的表演，不时赢来台下一阵阵的喝彩。

       拳棍表演结束后，便是“喝牌”（表演盾牌舞）。届时，打击声和嘶喊声，将这场武术表演推向了高潮。随着盾牌舞的嘎然落幕，观众的心还沉浸于惊心动魄的古战场之中。

       庄堂，作为一种冷兵器时代的民间武术团体，早已由辉煌走向没落。

       解放初期，庄堂时开时停。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政治的原因和水利设施的完善，人们不用再去为争水而动武了。随之，庄堂已销声匿迹。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庄堂曾经一度又在南唐各村兴起。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不甘寂寞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涌向外面的花花世界，庄堂又一次，也许是永远地沉寂了下来。如今，在南唐村能表演拳棍、滚狮和盾牌舞的，只剩下几位垂垂老者矣。

       庄堂，也许会永远地告别南唐村。但武术，作为一种能强身健体的体育运动，会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钟爱。

       一个时代结束了，但愿它的精神能永远地传承下去。

       二、千古一绝——盾牌舞

       如果说庄堂里习武是为了自卫，那么南唐吴氏演习的盾牌舞，则纯粹是为了表演，

       盾牌舞，是南唐村祖传下来的一项集武术与艺术于一体、风格独特的作战操式的舞蹈。2006年，被文化部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

       盾牌舞，原名“藤牌舞”，以其盾牌原为葛藤编织而名之，又因其表演过程中常有惊天动地的吆喝声，故乡间又称之为“喝牌”。但盾牌舞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有史前说的，说是起源于早期人类的原始舞蹈，也有起源于汉朝的藤牌操之说；较“权威”的说法是起源于太平天国之说：说是太平天国失败后，散落在南唐的将士感其恩而传授的，众说纷纭，已无可稽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盾牌舞只属于南唐，别无“分店”。

       盾牌舞有一种屈原笔下《国殇》里的悲壮场面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英雄气慨。如果说它与别的舞蹈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的大气，那种能力拒万敌于方阵之外的磅礴大气。

       其实，盾牌舞并不十分复杂，全场表演时间也不过十几分钟；人员也不算太多，只有十个人。表演武士分为两军，每军武将一人，士兵四人。武士头廛长白汗巾，上穿黑色镶白边胸花对襟短衫，下着黑色紧口裤，脚蹬黄麻草鞋，领队武将头缠黑汗巾，手持带环长柄钢叉，其余武士则一手持盾牌，一手紧握响环短刀。操练形式、阵势颇具冷兵器时代战斗场面。其时，幕后锣鼓、唢呐齐鸣，为武士表演配合节拍，鼓舞斗志，使表演更为壮观。

       盾牌舞主要有八个阵式：开演仪式、四角阵、长蛇阵、八字阵、黄蜂阵、龙门阵、荷包阵和打花牌等。

       开演仪式古朴而肃穆，在悲怆的唢呐声中，取一雄鸡歃血酒而拜四方天地。然后，惊天动地的一声呐喊，武士分站四角，武将叉手左冲右突，一下子就把人带到“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觳兮短兵接”的古战场。接着阵形一变，成为有头有尾的长蛇阵。武士们飞步鱼跃而上，显示出非凡的武功。强攻时刀叉相接，铁环鸣响，旌旗蔽日。软攻时，缠绵悱恻，风情万种。猛然，锣鼓骤起，突变为八字阵，两军对垒，双方森严壁垒，杀气腾腾，大有吞并日月之势。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随着急促的鼓点，霎时，响环齐鸣，武士齐声呐喊，惊天动地，分外壮烈。在一段走台的间隙后，八位武士并排滚动，尤如黄蜂出洞，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势不可挡。这便是黄蜂阵。紧接着是包围与反包围的龙门阵、荷包阵。最紧张激烈的“打花牌”，使整个表演形成高潮。武士们怀着“首身离兮心不惩”的英雄气慨，拼死冲杀，短兵相接，表演武士亮出平生武功，拼尽全力，真刀真枪地打出了令人眼花缭乱而又心惊胆颤“跳牌”、“嚎牌”、“腰牌”、“滚牌”、“躲牌”、“花牌”等。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你看：锋利如霜的短刀上下飞舞，刀刀刺向叉手。叉手则凭借沉稳坚实的“丁桩步”和“矮桩步”一一化解。寒光闪闪的钢叉手又刺又砸，钢叉刺破蒙上了牛皮的竹制盾牌。有时叉手奋力一击，竟将盾牌劈为两半。面对这凌厉的攻势，刀叉相击，火花四溅，凭借坚实的武功，武士们疾而不乱。这一系列举动，表现出高超的搏击技巧，令看客心惊肉跳，叹为观止。

       “援玉枹兮击鸣鼓”与其它舞蹈不同，盾牌舞的音乐也别具一格。在打击乐的基础上，又吸取了采茶戏高亢的唢呐曲牌，随着剧情的发展，有时勇武雄浑，如万马奔腾；有时又如哭如泣，似秋水低咽；有时又丽日和风，人在原野上信马由缰……

       盾牌舞一路走来，既有过辉煌，也有过灾难和低迷。但它最受人们的喜爱，是南唐人出灯时最后的一个压台节目，也是最精彩，最受人欢迎的一个节目。那时，各地的狮灯不少，可是能表演盾牌舞的却只有南唐吴姓数家，故南唐的狮灯特受人们的喜爱和推崇。

       1953年，南唐村的盾牌舞，曾代表中南地区的优秀节目，选拔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民间艺术会演赛。在中南海怀仁堂表演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前排就坐观看，并受到他们的亲切接见和鼓励。文革中，盾牌舞也在劫难逃，从此沉寂了十多年。直至1976年冬，上海科技电视台才将盾牌舞拍成电视片，介绍到台海彼岸。1985年江西电视台摄制组专程来到南唐，将盾牌舞拍成电视片，在省电视台播放。

       2006年，南唐盾牌舞被国务院、文化部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盾牌舞表演者之一吴三桂也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其实，当年盾牌舞队健在的还大有人在，如：吴金仁、吴太口、吴细华、吴建华、吴玉龙、吴花仔、吴忠良、吴凤香、吴大江、吴厚发等十余人。至于为何只有一人荣获“非遗传人”的殊誉？个中原委，不得而知。

       南唐盾牌舞，如今也面临青黄不接和濒临失传的困境：老的一个一个地去世了，在世的表演者年龄最大的吴文降有八十多岁，最年轻的吴细华三十三岁。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没有资金的投入，很难再重组盾牌舞队，也很难再举行一场正规的盾牌舞表演。

       正宗的南唐盾牌舞，前些年已被县文工团移植并加以改编，孰是孰非？不敢妄加评议。用“非遗传人”吴三桂的话说，祖宗传下来的盾牌舞被“卖”掉了。县文工团盾牌舞队已经取代了南唐盾牌舞队，连“非遗传人”也很难被邀外出参加表演。吴三桂的无奈，也道出了“非遗”的遗憾和尴尬。

       三、等”五涧水”老爷

       南唐村，在南乡是一个吴姓大族，宗族观念非常浓厚，对祖宗的崇拜，也相当虔诚。每年的大年初一至元宵节，都会将自己的祖宗像“请”到祠堂接受人们的礼拜。冬至日，也会在祠堂内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其规模之大，毫不逊色于乡里的其它宗族。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宗族观念极其强烈的地方，却每年都会举行一场最为隆重的迎送异姓先人的祭祀活动。而且一年到头都有村民轮流为他上香进供。对这一异姓先人的礼遇“规格”，显然超越了南唐人对自己祖宗的尊崇。

       这场活动的名称，人们习惯地称之为“等五涧水老爷”。

       “等”，在永新方言中意为迎接。“五涧水”，是南唐吴氏老居、新居、前房、上边、垅中等五村（其它几村因不受此水之益，故不在此列）农田灌溉中按时段划分的五份水。“老爷”，指的是清康熙年间的永新知县——姓黎名士弘。这里将“老爷”和“五涧水”联系起来，就是因为这位县老爷为南唐的农田灌溉出了大力，有大恩于南唐。所以，人们才会这样地感恩，黎知县才会在他死后数百年来，一直享受如此高规格的礼遇。

       话，还得从300多年前南唐人的生存状态说起：

       南唐地处万年山水系沉滩江的左边，因地势较高且距分水口较远，故稍遇天旱便无水灌溉。为了争水，南唐人与沉滩江下游十三社（相当于如今烟阁乡全部）的纷争和械斗时有发生，几乎每年都有死伤的命案报到官府，历代官府对此深感烦恼和无奈。

       清康熙初年，福建长汀人黎士弘就任永新知县。不久，他就接到南唐与十三社发生械斗的报案。黎士弘不像前任一样关门办案，而是走出去，走到案发地现场办案。他来到沉滩江口，仔细地察看了灌溉系统的分布情况。发现流经南唐的水由于地势高，流速慢；又由于路途远，沿途水量流失大。如果按同等水量分配，南唐村真正得到的水量不足十三社的三分之一。所以，回到县衙后，黎士弘就沉滩江分水口案作出了公正的判决：“日出三江平流，日落吴姓独管”，从法律上正式确定了南唐吴姓在沉滩江灌溉区域内的合法地位。

       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南唐人能否在这方土地上生存下去的基本要素。黎知县的判决，使南唐人如拨云见日，获得了生存的权利。南唐人知恩图报，在黎知县还未离任时，就为他建了生祠。黎离任后，又为他刻了“去思碑”， 以载其德；雕了塑像，以祭其身。

       从此，南唐五村人们形成了一个数百年（除文革外）不变的礼制——轮值祭祀黎老爷（习惯上称之为“五涧水老爷” ）。早年的轮值接交日定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初一，近年鉴于人口大都外出务工，村内空虚，故改为农历十二月十五日。

       届时，新轮值方的男丁即使身在千里，也自觉地提前回归，参与“等五涧水老爷”活动。这是铁一样的规矩，没有任何人愿意打破。

       交接前日（十四日）下午，上年轮值村的人们敲锣打鼓，将那尊供奉了数百年的黎士弘木雕像从神房中“请”到祠堂神台上“端坐”，并请来戏班，唱上两场大戏，为“老爷”送行。戏散场后，留下十数个壮汉守夜，陪伴“老爷”喝酒打牌，直至天明。

       是日，一大早，人们就纷纷来到祠堂上香作揖，向“五涧水老爷”辞行。上午八时左右，下年轮值方的人们抬着彩轿，披红挂彩，敲锣打鼓地前来“等五涧水老爷”。在祠堂，人们恭恭敬敬地将头戴峨冠，身着多重绣袍，由于长年的香火熏陶，脸色变成“黑包公”一样的“老爷”和侍卫们抱上装饰一新的官轿。随之，铳爆齐鸣，先由两个扛着“肃静”和“回避”大牌的“差役”，敲着大官锣在前面开道。然后，四位“轿夫”在众人的一片吆喝声中，缓缓抬起官轿向大门走去。这时，各家各户带来的鞭炮齐鸣，“老爷”在人们一片祈祷声中，离开了他在此“居住”了365天的村子，又向新的轮值村走去。

       “老爷”的官路是特殊安排的，要绕道而行，俗称为“游垅”，计有十余里之遥。浩浩荡荡的接送队伍少说也有一里之长。队伍所过之地，沿途百姓无不在自家门前燃爆和合掌祈祷，以示敬仰。每年此时，县里都有不少猎奇者前来观摩，来者无不被此场面所感染，无不为黎老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获得老百姓如此爱戴而感到震憾。

       约一个多时辰之后，迎送“五涧水老爷”的队伍来到新轮值主的祠堂门前，人们早就将一头大肥猪架上了屠宰台，一见“老爷”已到，屠手立马将猪杀了。这叫“杀拦门猪”，是永新南乡待客的最高礼仪，轻易不可为之。在一片惊天动地的鞭炮声中，“黎老爷”被抬进了祠堂正中央，并被抱出了大轿，安坐在神台之上。届时，全村老少无不前来焚香礼拜，连刚呀呀学语的儿童也跟在大人身后学着作揖打恭，其认真模样，既使人忍俊不禁，又令人肃然起敬。

       一般年景，都要请来戏班或电影，唱（放）上三天三夜，为“老爷”接风洗尘。是时，八个大汉护卫在“老爷”身旁，陪伴“老爷”看戏，陪“老爷”过夜，直至天明。最后，“老爷”将被安放在一间宽畅明亮的神房内，全村按户轮值上供上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日三餐，从不间断。

       数百年来，南唐人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供奉着这位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却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的前父母官。他们视“黎老爷”为生命，为保护“老爷”，有过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文革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公社的造反派不让供奉一切神祗和祖宗，并四处搜寻“黎老爷”，必欲焚之而后快。南唐一老妪为防不测，将“黎老爷”用布包妥，当作襁褓背在自己的背上去田间劳作，日日如此，不敢有丝毫懈怠。正是有南唐人的精心保护，“黎老爷”才躲过一场又一场浩劫，完好无损地保留至今。

       据清同治《永新县志》记载：黎士弘，字媿曾，福建长汀县濯田乡陈屋村人。自幼聪明过人，好学博闻，进士出身，清康熙间由饶州（今上饶）玉山县县令改任永新县令。在永新三年，息虎患，修水利，兴学校，劝农耕，减赋税，剿匪寇，平冤狱，政声卓异，是永新历史上少见的几个好官、清官之一。

       2005年10月，笔者为研究黎士弘，曾亲临长汀县博物馆和陈屋黎士弘故居，所见所闻莫不皆然。如今黎士弘故居破败不堪，黎氏后人仅存8户，人丁欠旺。时过境迁，睹物思人，不禁令人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