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家族于1100多年前同一个始祖，在众多吴氏家族中，是人口众多、人才辈出。始祖名讳宣，字守德，后世普称其“宣公”（泰伯公第六十九世）。生于唐僖宗乾符元年甲午(公元874年)四月十五日未時，随父亲简公居西蜀阆中巫锡山，是唐太史吴兢第七世孙，娶时任剑南节度副使孟知祥之女为妻。孟氏夫人为宣公育有三子：纶、经、绍。孟知祥在西蜀称帝后（史称后蜀），封吴宣为“驸马宣城公”。不一年，孟知祥去世，其三子孟昶继位，欲加封吴宣为“王”，宣公义辞，遂举家南迁。
一、义辞南迁
唐末，黄巢之乱被平定后，唐王朝已经失去了对各地的控制，各大藩镇纷纷拥兵自重，或者自立为王，甚者称帝。为了争夺地盘，割据势力相互倾轧，战争频仍，短短的六七十年间，历经了五个朝代，前后建立了十个国家，史称五代十国。古人感叹其时“礼乐崩坏，文献俱亡”、“三纲五常扫地尽矣”，社会秩序大乱，背叛与杀戮是家常便饭，政权更替让人眼花缭乱，民不聊生，人命如草芥，全国人口急剧下降，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魏晋以来兴盛的门阀士族政治，至五代十国时，急剧衰弱，基本被军人强权政治所取代，而这些政权大多数都比较短视，缺乏远大的理想。
据族谱记载，宣公之父简公在唐僖宗时期为西川节度使，宣公随父任居阆州巫锡山，即今阆中市，他也成为了一名军人，这一点从族谱一直传下来的宣公军人画像可知。五代时，子承父业的事情比比皆是，简公去世后，宣公继承了镇守阆州的职权。阆州是连接西川与东川的咽喉要道，三国时，刘备派张飞镇守阆中，可见其地理位置之重要。盘踞这么重要的地方，对于孟知祥日后无论称蜀王还是称帝来说，宣公都有拉拢的必要，孟知祥将女儿嫁给宣公，很让人直觉这是一桩政治联姻。夹在西川的孟知祥和东川的董璋之间，阆中的守将并无太多的选择，对于这桩婚姻，宣公是欣然接受的，有两点可以佐证：一是孟知祥与宣公是同年生人，即便古时生育子女较早，宣公至少也要大过孟氏夫人十六岁，宣公与孟氏夫人恩爱有加，显然是很满意的；二是，宣公在孟知祥历任剑南节度副使、西川节度使、蜀王直至称帝后，都没有离开阆中，而且还接受了孟知祥称帝后对其加封的“驸马宣城公”称号。从某种意义上讲，宣公是孟知祥的属臣，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孟知祥，他都一直镇守在阆中。
孟知祥称帝后不满一年即离世，孟昶继位，这一年为公元934年，宣公六十一岁。孟昶称帝第二年，欲加封宣公王爵，并纶、经、绍三子以公辅爵，按理这对宣公家族来说，是件大好事，但宣公“乃昼夜恐惧”，为何要恐惧呢？虑富贵不长久也。此前不久，孟昶就曾杀大臣以立威：孟知祥宽厚，对老臣比较优容，一些将相大臣欺孟昶年少，对他骄惰不驯，做事出格，不尊法度，这对孟昶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即位数月，即捕杀了尤其骄横的李仁罕，并夷灭其全族，以此拉开了他铲除旧将故臣的序幕。凭数十年的政治经验，宣公已经看出了不祥的征兆。事实上，此后的几年，孟昶确实基本上把孟知祥时期的故臣旧将们或杀或免了个干干净净。
孟昶授宣公以王爵，要么是想继续笼络阆中的老臣，争取缓冲的时间；要么是测试其忠诚度，以决定将来是杀是免；要么就是准备安排自己的亲信去接管阆中。他对这个年长他很多且握有关键位置兵权的姐夫没有信心。孟昶这样做显然是上策，这同三十几年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做法如出一辙。球踢给了宣公，彼时，宣公三个儿子基本都已成年，他们召开了多次家庭会议，长子纶公“促其父曰：至此不去祸将及矣”，宣公不得不在他六十二岁时作出无奈的选择：离开后蜀！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不得不决定背井离乡，可见其内心的煎熬！
离开后蜀，往哪去呢？怎么走？这是接踵而来的难题。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孟昶能轻易地放你走吗？在当时,这些问题一定困扰了宣公家庭很久，讨论了很久。其实，据史书记载，孟昶初即位时，还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青年皇帝，励精图治，与民休息，后蜀在他的统治下，一度国富民强。他也能听劝纳谏，选拔人才；在文化方面也有所贡献，他曾经刊刻了“十一经”，第一次把《孟子》列为经典，据说我国最早的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也是出自他手，他还写过一篇振奋人心的“官箴”，其中不乏名句：“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族谱中说孟昶初即位就荒淫无度，是有失公允的，至于他的胡闹，那是后话了。宣公虽是旧属，但并不是骄臣悍将，相反，他谦厚仁慈的品性，小舅子皇帝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在一个恰当时间以一个恰当的理由请辞王爵并远走他乡，理应是年轻皇帝所乐见的：如果说李仁罕作为反面典型被镇压表达了皇帝的雷霆震怒，那么放宣公远走则正好体现皇帝的宽宏大量。从政治上考量，这个时候安定人心是首要的，为难一个忠厚的长者似乎没有必要，何况他还是自己的姐夫呢。因此，宣公举家去蜀，应是得到了孟昶默许的，说不定还得到了放行的关防文书呢。那么，既然不跟后蜀皇帝合作了，去哪安身好呢？最后的家庭会议上，大家把目光一致投向了南唐国控制的江西。只此一念，西蜀走了一个老驸马，江南却迎来了一个巨大望族！
为什么会选择南迁江西呢？前面讲过，五代时期，天下大乱，长江以北，尤其是黄河流域更是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频繁的战争把那片沃土碾成了焦土。而长江流域的后蜀、南平、楚、后唐等国反而相对安定一些，五代后期，这几个国家的版图相对比较稳定，相互间已经很少发生战争。南唐的版图是这几个国家中最大的，涵盖了今天江西全境，在名相宋齐丘的治理下，社会秩序安定，经济得到恢复，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其南部大量土地有待开垦，且人口稀少。对于饱经沧桑的宣公来说，这是一块比较合适的休憩之地。既然打算远离政治漩涡，那就不妨干脆选择一个隐居之所，以为久长之计。在这种考量之下，迁居江西南部就成了宣公的上选，其时，这个选择最初也许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并未准确到具体在哪里落脚。
方向已经明确，决心就好下了。宣公思虑周全，在全家出发前，他派人去探好了路，并“卜居石井”，也就是最终选择了江西临川石井作为全家的落脚点。他在石井购置好了山田、宅基地等不动产，甚至看了风水，营造了居所。考虑到当时的交通状况，这段路途还是比较遥远的，它需要从后蜀国跨过南平国，再进入南唐。古时水路交通远较陆路方便快捷，唐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就写道：“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两句诗描写了他从成都回洛阳几乎全程走水路的路线和畅快的心情。宣公选择了这样一条水路南下：从阆中顺嘉陵江往南，在重庆进入长江，沿江东下，穿过三峡出后蜀国，跨南平国境的长江中游，进入南唐国属地，过九江，转入鄱阳湖，然后溯抚河而上到达临川石井。鉴于宣公是举家南迁，又是一个官宦之家，除家人外，他们应当还带了一些管家、仆役和适当的保卫人员，携带的辎重细软也不在少数，估计是一个船队南来。南迁的时间为公元936年，那年宣公六十三岁，家人包括孟氏夫人、长子纶公、次子经公、幼子绍公，以及五个已经出生的孙子：宏公、宥公、华公、福公、和公。我推测应当还有未出嫁的女儿和已出生的孙女，可惜族谱只记载男丁未记载她们，这也是我们至今连孟氏夫人的名讳都不得而知的原因。宣公的两个弟弟宜公和完公并未随行，仍然留居阆中。宣公当时在石井买了不少田地，考虑到家族发展需要，后来又在南丰县购置了大量土地，并携长子纶公和幼子绍公迁居南丰，留下中子经公继续在石井经营。这个西蜀驸马家族从此开始了在江南隐居耕读的生活。后汉乾祐三年庚戍（公元950年）九月，宣公逝世，享年七十七岁，次年九月，下葬南丰县从周乡九都染源耆土名青鱼潭华家中窠（即今南丰县莱溪乡九联村青铜山东青鱼潭之上的山丘），墓穴坐东向西，孟氏夫人去世后，葬其右侧。
二、传世家乘
江西在南唐过渡到北宋时，没有发生战乱，社会秩序一直很稳定。宣公南迁江西后，陆续购置了大量土地，家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宣公之后有三子十八孙、七十七曾孙、三百多元孙，这三百多元孙开枝散叶出去之后，该形成多么大的一个家族啊！宣公去世时，已有十个孙子，其后还有八个孙子陆续出生。考虑到家族传承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宣公七十四岁时，命年仅十六岁的第四孙——福公撰修家谱，这是宣公家族的第一套族谱，后续各支族谱均源于此。令人惋惜的是七十几年后的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火焚其居”，一把大火把位于南丰金斗窠的祖居全部烧毁了，这第一套族谱未及抢救，也在火中罹难。庆幸的是他们抢出了一个文契匣子，于文契匣中检出福公当年亲笔修撰的部分族谱草稿。这把大火烧掉了祖居，但也促使宣公的曾孙和元孙们开始向周边各郡县迁徙，它也给了宣公子孙们以极其深刻的教训，所以，后世子孙们一般都选择靠水而居，即族谱里叮嘱的“逢塘逢井逢源而居”。
由于福公留下的草稿“年深楮敝”，（楮者，纸也，也就是草稿有些已经烂了，有些则涣漫不清晰）福公长子——忠敏公花了五年时间照录出来，于北宋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编修成一本图谱，使福公修的谱终得以传世。忠敏公虽说花了很大精力照录出首谱，但他和忠庆公（忠敏公之弟）合力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很多内容，这实际上是宣公族自迁居江南后的第二次修谱，离福公修成首谱已过八十多年。在这八十多年里，宣公十八孙大多已进入耄耋之年，有的已相继作古，其七十七曾孙也已经散居各地，三百多元孙则陆续出生，发展快的支系，甚至已经有第六代的长大成人或呱呱坠地了。鉴于首谱被焚毁的教训，加之子孙众多又散居各处等原因，忠敏公在重修谱序中，对后世子孙们提出来了几点要求：第一，族谱是传家至宝，所有族人都要特别爱惜珍重，并要继续流传下去；第二，任何人不得对族谱损伤一字，否则就是不孝；第三，每隔三十年要重修一次族谱，否则族谱容易失传；第四，要后世子孙们将泰伯公传记至宣公实录，乃至宣公三子行实都务必熟读，并留存于心，这样，他自然就会被先祖的仁德所感动，而起敬仰、孝顺、睦族、周贫之心。这次重修，把泰伯公、季子公等远祖的传记和宣公实录、宣公三子十八孙的实录放在了族谱之首，为后世宣公各支系修谱规定了谱首的格式。是故，宣公后世大小各支系都极其珍重家谱，且每隔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必修一次族谱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忠敏公、忠庆公等历时五年多所作的这第二次修谱，也许是宣公族历史上最后一次统修族谱了，它的意义在于：首先，这次统修基本厘清了宣公以上的世系源流，结合国史材料，整理出了宣公上世诸多名贤传记，并撰写了部分近祖的传记，如宣公实录、纶经绍三公实录等；其次，铺排了以宣公为第一世至当时已出生的第五世、第六世的派行，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生辰和已去世的先祖卒年，让我们今天有幸得以目睹这些珍贵的史料；第三，宣扬了先祖们谦让仁义、济困恤贫、急难救危、耕读传家的精神和思想，以为后世垂范；第四，当时各支已经散居赣、闽、粤诸省，虽然社会稳定，但统谱还是存在相当大困难的，因此，这次统修族谱为后世子孙们做出了榜样，这使后来族中许多贤达一直以统修宣公族谱为念，即便后来族支太多太大，无法修成统谱，但他们还是尽量把可能纠集的支系联成一谱。
此后，恰逢欧阳修及苏轼二公，规范了修谱体制，加之当时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的普及，家族修谱蔚然成风。宣公支系开始各自修谱，但大多都遵从了忠敏公、忠庆公二修谱的原则，并传承了其源流世系的记载，新增了本支包括世系、谱序、赞、传记、荣登榜、诰封、分迁表、凡例、祠堂、家庙、公田、坟茔、跋等在内的继述，有的还请到名人作序和撰写墓铭，自然更增添了家族的荣耀。宣公三百多元孙散居各地之后，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交通不便、信息沟通不畅，统一修谱基本上失去了可能性，大多数情况是，地理位置就近的几支联修族谱，或者世系较近的支系会修族谱。这样一来，宣公各族族谱的格式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内容也随各支系繁衍、壮大、迁徙和变化，较之前更为丰富。当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许多族谱对原本共同的源流和世系等很多方面的记载也发生较大的差异。
鉴于宣公各支系族谱的差异日剧，许多族中先贤都有志于统修一谱，以期理顺源流世系，丰富从世系、谱序到祖坟等的各项记载。但或者是因为朝代的更迭，社会的动荡，或者是因为财力、才力不逮，加之宣公族支太多、太大，分布太广，自北宋至明朝中期，宣公族谱就再也没有被统修过。
直到明朝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以临川进士吴一澜公、吴撝谦公、金溪进士吴灏公、南城进士吴鑑公、广昌进士吴思学公、南丰举人吴文星公等为代表的抚州府、建昌府（史称“抚建”）宣公诸族先贤，齐聚抚州望台楼，商议会修宣公统谱，各族取得了一致意见，并拟请藩镇建昌府的明益王作序（当时金溪吴灏公之姊为益王祖母）。益王对宣公及宣公族的人文之盛敬仰有加，遂欣然命序，通篇不吝溢美之词，且罕见地用了益王印，故后世许多宣公族谱刊刻有益王印鉴，此即其由来。当时抚建宣公各族的进士、举人很多，一时可谓人才济济，上述六公只是向益王请序时各县的代表，这些先贤有的已经息宦居家，有的还在任上，有的正在进取之中，他们在厘清源流、考证支系迁徙、编校世系、文章等方面，皆是好手，加上各族财力也似乎比较丰盈，因此，统谱过程比较顺利。不过数月，雕版即告竣，只待印刷了。可惜的是，正当此时，南丰的文郁公等似乎与临川诸贤发生龃龉，故而将雕版悉数拿走，致使这次抚建宣公族统谱未竟全功。这个事件发生后，经公十八族遂决定只统修经公支的族谱，好在抚州望台楼还留有文稿，在诸贤努力下，统修得以继续，其修谱原则、格式、凡例等等都仍一如前版。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年）秋，经公十八族统谱告竣，并举行了隆重的发谱仪式，族史称“抚州望台楼会修”或“万历丁亥会修”。
虽然这次统谱结局不太完满，但，这次统修却极有价值、极具深远意义。第一，这是自忠敏公、忠庆公等重修族谱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有较多抚建族支参与的宣公族谱统修，先贤们的志向和精神，给宣公后人的示范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第二，这次统修梳理了宣公以上的源流世系，修改、矫正和添加了先贤的传记，统一整理和充实了从北宋至万历十三年期间各族族谱的谱序、赞、墓铭等内容，使宣公族谱的谱头非常丰富而有价值。第三，收集、整理并统一编排了各支系历史上荣登进士、举人、恩科等先贤名表，及其所历任官职，以为激励后人的楷模。第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收集、整理和编排了从第一世祖宣公至第十世祖的世系，详细记载了他们的生卒年、排行、迁徙地和墓地，有的还附有传记，这项当时非常浩繁的工作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极为难得的资料。第五，在这次统修过程中，先贤们对各个支系的分迁和繁衍情况，进行了缜密的考证，详细记载了各支系的迁徙路线图及各地始迁祖，并对非宣公后裔作了辨析和说明。第六，这次统修，基本上统一了抚建宣公各支系的族谱格式，后世续谱大多都是按照这个格式来修撰的，它一直沿用至今，所以，我们今天阅读抚建宣公各支族谱时，都会觉得非常眼熟和亲切。
当然，这次会修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缺憾。首先，它并没有涵盖宣公的所有族支，像迁徙闽粤浙湘鄂等地的大量支系就没有参与，即便是江西各地的宣公支系，也有一些没有参与，有关这些支系的记载均以“远不及详”了事，个中缘由也未说明。其次，对宣公南迁第一站临川石井的描述，只有寥寥数字，没有详细记载，也许当时无法考证？致使包括经公在内葬于石井的先祖墓地至今更难以找寻。再者，未借统谱之机，安排人、财、物力修缮宣公宗祠、宗庙和墓地。直至多年以后，宣公祠、墓才得以整理。
这次会修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但其留下的许多极有价值的文化和史料，仍令我们后人击节赞叹，尤其是他们那种不畏艰难的统谱精神更值得铭记。此后，宣公各族也有过联十几族会修族谱的盛况，但无论其族支的代表性、规模和人文之盛，都赶不上“抚州望台楼会修”了。
 三、文化符号
“不膺王爵孟家封，跋涉云山几万重，来向江南为始祖，后人千载仰高风！”这是南宋丞相包恢（号宏斋）为宣公像题的诗。包恢是南宋著名廉吏，这位廉吏且仰宣公“高风”，则宣公的品德和行为，必定是令人赞叹的。
宣公还在蜀中时，就仿效始祖泰伯公逊让，周恤鳏寡孤独，经常给他们粮食而不立债券，更不要他们偿还，蜀中耆老都称赞宣公为长者。他在迁居南丰金斗窠之后，更是积德行仁，一直没有间断过周恤贫困的乡邻。当时，有曝尸野外、无人收殓的，宣公让人给他穿上寿衣，采购棺材装殓安葬；有的家庭因为赋役重而一时难以筹措钱粮，宣公即时给以资助替他向官府完税；有的乡邻因为没钱娶不起亲，宣公则帮他置办好财礼，使之能够顺利完婚；还有的因为债主逼上门来而一时又无法筹措钱物，宣公也给他钱财让他好还债救急。
对于孙子们的婚娶对象，宣公往往选择贫困家庭里贤淑温良的女儿，结成姻亲后，他会多给姻亲家钱财和粮食，另外还送一些田地给他们耕种，让姻亲家里渐渐殷实富裕起来。宣公买田地的时候，往往会给以高价，碰到有争田界的，也都迁就让着他们。迎来送往的宾客，无论上下、贵贱，宣公都一样恭敬对待，唯恐对人失了礼数。
当时，南丰有个乡例：入斛大、出斛小，也就是大斗进、小斗出。宣公深切痛恨这种陋习，他把自家的升、斗、斛、称等量器，都拿去官府校核，使之出入都一样公平。碰到有人用银子来买稻谷，宣公交待柜台上不看银子成色也不称量，就按他说的多少如数收下，量谷的时候，斛面都是满满尖尖的多出来才给得别人。宣公常常教育子孙们说，我们家是因为祖宗积德富厚才有余谷卖给别人，来买谷子的人要几多艰辛才换得钱，他的父母妻儿在家里饿着等他买米回去下锅呢，我们若是同他计较银子成色轻重，留难他，这会获罪于老天爷的。如果出谷的斛面平而不满，他回去后量过，觉得吃亏了，全家都会埋怨我们；如果斛面满尖，他回家量过有多余的，则全家都欢喜，岂不是我们贫富人家都高兴啊。遇到旱涝歉收的年份，宣公家卖谷，不问老少，都比照时价双倍给别人谷子，助贫穷人家度过荒年。宣公还教人耕读，对贫困的家庭，租给他田种，又助他耕牛，过了一年后，才征收其田租；他还办学校开义馆，召集远近各姓子弟入学读书，教书先生的俸禄食宿都由他管待。每逢春、秋两祭时，宣公都设坛祭拜后稷、太王（古公亶父）、泰伯、仲雍、寿梦王、季子、兢公等远祖以及孟知祥；在家庙里，则祭祀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当时，南丰县不论老少都称赞宣公是忠厚长者，他的恩德“惠及于多方”，而且敦厚孝顺，所以，当时人们都认为他“固宜美名播于天下也”。
“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肥遯于江西南丰的宣公，低调地践行着他的忠孝仁义，“后人千载仰高风”包恢的赞叹并非恭维之辞。元代名臣翰林学士程钜夫（号雪楼）也题诗宣公墓，赞叹：“汉寝唐陵高接天，几成沟浍几成田，曾如吴氏碑三尺，五百余年尚屹然！”并亲绘“吴宣公葬青鱼潭图”，他认为宣公的三尺碑，远高于汉唐皇陵。与程钜夫同门的元代理学大师、自称宣公耳孙的翰林学士草庐先生吴澄，为宣公墓题的诗：“翠鸟青鱼俨若初，断烟衰草笏碑孤，季季荆棘须亲剪，勿使空看纸上图。”则是提醒后辈勿忘始祖仁德，比照始祖去剪除内心的荆棘，后两句已然是很浓的理学意味了。与宣公几乎同时期人的五代吴越国丞相元德昭（公元890年-967年），为宣公和孟氏夫人题写了墓铭，用的是四四骈文，赞扬宣公“劳躬以卑，孝于父母，施及穷黎，维见之卓，教其子孙，终化乡邦”；赞扬孟氏夫人以帝胄嫔吴宗、以贤淑相夫教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德昭是当时建昌府南城县东兴乡（现属黎川县）人，小宣公16岁，晚宣公17年去世，他老家离南丰金斗窠很近，对宣公和孟氏夫人及其来由是非常了解的，这两篇墓铭应是他致仕后在南城时所作，在孟氏夫人墓铭中有“蜀帝其舅，蜀王其夫，卿士其子”的表述，这三句出自他笔下的史料，应当是说清楚了宣公及孟氏夫人与孟昶之间的关系。
宣公以谦让仁义、敦厚孝顺、善于持家、救困济危的品行名称乡里，也以其品德为整个家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去世之后，三子十八孙秉承他的遗训，孝顺有加，布施乡里，为宣公家族积淀了厚厚的德泽。这厚积的德泽随着七十七曾孙三百多元孙的迁徙而四散传播开去，经千百年的日积月累，“宣公”就成了代表他本人及其高尚品行的代名词，从而浓缩成一个靓丽的文化符号，铭刻在所有宣公后裔的心里。我们也许记不得自己高祖以上的名讳，但却罕有不知道始祖宣公及其三子名讳的，陌路相逢，宣公后裔的问候习惯多是“我是宣公第某世，你是宣公第几代呢？”答得出自己是宣公第几世者，相互间往往倍感亲切。“宣公”，他其实还成了代表这个家族的文化符号，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他都让这个家族的每个成员引以为豪。
宣公之后，家族发展之快，家业发展之大，令人乍舌，当时，邑人有“抚建氏族之蕃，吴氏为最”和“业连抚建”的感叹。家族的迅速发展，自然带动了人文的兴盛。宣公十八孙中的福公（行四）和仁公（行十三）为地方官所举荐，朝廷赐予同进士出身，福公被授予观文殿学士，数次请辞未出仕，仁公则“仕至学士”。从此，宣公家族在宋、元、明、清历代至今，涌现出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明代理学大宗和教育家——康斋先生吴与弼公，他在继承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天道观、性善观、践行观和苦乐观的理学思想，是“崇仁学派”的创立者，同时，他又是著名的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的人，后世众多专家学者认为，他所创立的“崇仁之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化下移的发端，他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了名人学者。宣公族为历代朝廷输送的人才更是不胜枚举，光《明史》记载的便有十多人，如明初洪武辛未开科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天文学家——金溪县的吴伯宗公，明永乐时期官至右通政、书法家——宜黄县的吴余庆公，明万历己丑榜眼、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仁县的吴道南公，明隆庆时期刑部侍郎、“理学名臣”——金溪县的“疏山先生”吴悌公。如此等等，有的父子俱名，有的兄弟同登。各府县地方志记载的，就更多了，诚如明益王序宣公族谱中所言：“其德业并茂，赫然盛大，举世莫及”、“今诗书之泽，绵绵延延，愈久不替，冠裳之士，漫不可考”。近现代，宣公后裔中也涌现了许多名人大家、学者巨贾，更重要的是，许多宣公后裔秉承先祖遗训，在各行各业辛勤耕耘，开拓进取。
千百年后的今天，宣公族裔早已遍及赣闽台粤桂黔川湘渝鄂豫皖浙等诸省，借助现代便捷的通讯和交通工具，各地宗亲相继有了联系，许多宣公支系族谱纷纷面世，使我们对宣公及宣公家族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和认识。随着探索、挖掘和研究的深入，“宣公”必将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被我们吴氏族人乃至学界所认同、传播和发扬。

    公元二0一七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