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百家姓辞典》记载：中国人的姓氏多达6363个，其中：单姓3730个、复姓2498个，三个字的有127个，四个字的有6个，五个字的有2个。若按每姓一堂计算，全国至少也有六千多个堂号，这对研究中国文化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1、堂号反映了强烈的血亲观念。

中国宗法制社会，首先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就是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这一社会心理在堂号中也有所反映。前面所说的河南省密县五里河李氏就是由于家庭分支，形成了同姓不同堂号；而在我国南方闽粤一带的洪、江、翁、方、袭、汪六个姓氏，共用一个堂号——“六桂堂”。“六桂堂”大约出现于北宋初年，它是我国一个十分著名的堂号，据历史文献记载，南方的这六个家庭，虽然其姓氏不同，但实际上却是一父所出的同一家人，而追本溯源，统统都是翁家的后裔。

2、堂号反映了强烈的区域观念。

区域观念的突出表现就是以地名堂。如：海氏，系承海春，望出薛郡。春秋时代始见于卫国的海氏，当秦汉统一天下之后，族人却集中于薛郡，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西南部及江苏省北部地区，后以薛郡为繁衍为中心，逐步向其他地区播迁。

因此，两千多年以来，海姓人士，都不会忘记他们世代相传的堂名是“薛郡堂”，在共同的堂名之下，敦宗睦族，守望相助。再如：诸葛氏，系承葛伯，望出琅琊。这个古老家族的发祥地诸城，位于现在山东省境内潍河上游的东岸，属秦、汉之际琅琊郡的范围内。因此，后世遍布全国各地的诸葛氏，绝大多数都世代沿用着“琅琊”的堂名。大家所熟悉的诸葛亮，也每每自称：“琅琊诸葛孔明”。

另外还有岳氏的“山阳堂”、墨氏的“梁国堂”、徐氏的“豫章堂”、鲜于氏的“渔阳堂”、仲孙氏的“高阳堂”、欧阳氏的“渤海堂”、上官氏的“天水堂”、荆氏的“广陵堂”、蒯氏的“襄阳堂”、融氏的“南康堂”、易氏的“济阳堂”、古氏的“新安堂”、柴氏的“平阳堂”以及呼延氏的“太原堂”、爱氏的“西河堂”、茹氏的“河内堂”等，都是以地名堂。

3、堂号反映了强烈的宗族荣誉感。

中国历代有识之士，为本氏族繁荣昌盛，世代廉洁奉公，不计名利，乐善好施，给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如：杨氏“四知堂”，闻名天下，东汉杨震，为东莱太守，道经昌邑，县令王密求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无知、神知、我知、子知，何为无知！”密愧而出。杨氏后代子孙，以“四知堂”来怀念拒绝腐蚀、不受贿赂的先祖杨震。如：冯氏“大树堂”，东汉名将冯异，辅佐汉光武帝刘秀定天下，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处树下，军中号为“大树将军”。再如：范氏“麦舟堂”，宋朝范仲淹，遣子纯仁，至姑苏运麦，船至丹阳，遇石延年(曼卿)，曼卿语及无资改葬亲人，纯仁即以麦船赙之，至家，向父述遇曼卿穷况事，父曰：“何不以麦舟与之？”纯仁曰：“已付之矣”。后常以麦舟作助营丧事之典。

还有胡氏的“安定堂”、许氏的“居廉堂”、徐氏的“八龙堂”、钱氏的“树锦堂”、魏氏的“十思堂”、陈氏的“归来堂”等，都是族人以祖先的嘉言懿行来定堂名，要求后世子孙永远继承发扬先祖的美德。

4、堂号反映了强烈的道德观。

在宗法社会，以宣扬安分守己，服从封建礼教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和人品道德。诸如：张氏的“百忍堂”、任氏的“五知堂”、秦氏的“谦德堂”、刘氏的“重德堂”、“五福堂”、楚氏的“秉德堂”、邵氏的“安乐堂”、乐氏的“厚德堂”、周氏的“忠信堂”、于氏的“福聚堂”、蔡氏的“克慎堂”等，都能体现宗法社会的道德观念。如：张氏的“百忍堂”，唐朝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麟德中，高宗祀泰山，路过郓州，至其家，问，何以能此？公艺请纸笔，但于纸上书百余“忍”字。再如：任氏的“五知堂”，宋朝任布以“五知”为堂，即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

5、堂号反映了对祖先的崇拜。

对祖先的顶礼膜拜，是中国宗法社会表现出来的又一显著的社会心态，意在“光宗耀祖”、“扬名显亲”。在堂号中，多是以官职为堂或别墅为堂来体现。如：屈氏的“三闾堂”，战国楚人屈原曾任三闾太夫；马氏的“伏波堂”，后汉光武时，马援为伏波将军；郭氏的“汾阳堂”，唐朝上元中，郭子仪进封为汾阳王；白氏的“香山堂”，唐朝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香山，号为香山居士；裴氏的“绿野堂”，唐朝宰相裴度，以宦官擅权，时事已不可为，乃自请罢相，以洛阳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

总之，堂号是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产物，它的产生、发展，多与修谱、建祠堂同时进行，它在我国历史很久，流传甚广，是我国历史典籍和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