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吴文化》论文之一

试论至德精神的“让”与“进”

       至德精神的精髓是谦让与开拓。

       3280多年前，中华吴氏的开氏始祖泰伯，为遂父意，三让王位，与弟仲雍（中华吴氏传代始祖），由陕西歧山，远徙无锡梅村，立国开氏。泰伯公的至德精神，形成了光辉灿烂的吴文化。泰伯为周朝之八百年天下、为江南乃至整个华夏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试就泰伯的“让”（谦让）与“进”（开拓），作一点肤浅的剖析。至德精神浩浩荡荡，高山仰止，拙作如能管窥其一斑，平生愿足也。

       一、至德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

       泰伯公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殷商晚期，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动荡年代。

       殷商是一个以奴隶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实行的是奴隶制的阶级社会。在奴隶社会性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土地）、没有人生自由，是阶级社会产生以来，最下贱的社会群体。到殷商王朝晚期，社会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殷商统治集团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以满足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需要，加大了对奴隶的残酷压榨和剥削。由于恶厉的劳动和生活环境，出现大量的奴隶死亡和逃跑的事件。为了补充奴隶，奴隶主实行了：1、对外作战，捕获俘虏，充当奴隶；2、对内用刑，商刑法严重，一人受刑，妻子为奴；3、吸引从小国里逃亡出来的奴隶，大奴隶主吞并小奴隶主。

       这一系列措施，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和阶级分化，同时，也加剧了殷商统治者与各附属国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自夏朝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以来，奴隶社会至此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当是时，在陕西岐山下的周原，有一个新兴的封建制国家的雏形诞生了。这就是周国。周太王古公在周国实行了新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助耕制。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使大批奴隶成为自由民。在长期的奴隶社会里，这一改革，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被解放了的奴隶，成为自由民，从而大大的解放了生产力，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各地奴隶说古公是一个仁人，扶老携幼都有来归附。……古公在周原筑城廓室屋，以邑为单位居住归附人，改革戎狄旧俗，设立官司，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周国。这种新的封建生产关系，是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趋势的。因而产生了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注  1 ）

       泰伯就是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代表着先进的新生力量与腐朽没落的旧国家体制猛烈碰撞的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大分化、大动荡的年代，周国之所以有八百多年的天下，就因为她能与时俱进，能顺应时代变革的大潮流。这样的国家，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注定要取代殷商王朝。

       二、泰伯公为什么要“让”？

       在中国历史上，夏朝以前是属于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里，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大同社会”。国家（部落）最高统治者帝位（酋长）的更替，是采取禅让制。即由前帝王 或大众推荐产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产生了。自夏启实行帝位世袭制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奴隶社会。

       启是中国历史上实行世袭制的第一位君主。由夏至殷商的近十个世纪里，历代君主都是父子相继（兄弟相继是例外）。即长子是第一继承人，长子的长孙有对王位的绝对继承权。如长子年幼，可先由弟代立，弟亡，应还政于长兄子，即长孙。

       《史记·殷本记》载：汤以后王位兄弟相继凡十四人，其中弟传给自己儿子的凡六次，还位给长兄儿子的只有三次。兄弟不还位于长兄儿子的，往往酿成夺位内患。如殷中丁以后，废嫡而立诸弟子，诸弟子或争相代立，而有九世之乱。自武乙至纣凡四世，废除了兄终弟继制，确定了传子制。周代传子制，承袭了殷商制而更加严厉。

       周太王古公是一个睿智而开明的君主，他生有三个儿子，即：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史传古公有要三子季历继承大统之意，其原因有二：其一，长子泰伯无子，世袭无望；其二，相传季历夫人生子姬昌时，“有瑞气”，古公认为这是圣君之兆。在那个巫龟卜占能参与国家重大决策、迷信思想十分浓厚的上古年代，古公当然认为昌的父亲季历才是继承 周国大统最为理想的人选。

       可是，要废长立幼，古公似乎也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这毕竟是一件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非凡之举。历史上。因废长立幼而引发的宫廷内乱、骨肉残杀并不少见。这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举措，稍有不慎，将会导致兄弟火拼、国家大乱的危险。因此，古公虽有立幼之意，却也不好怎样表露，更不能贸然实施。立嗣问题，顿时成了古公的一块心病，不久，竟病倒了。

       泰伯公是一个极其孝顺和厚道的儿子，他深知父亲古公的病因，是为王位继承人的问题。扪心自问，谁不想君临天下，统御八方？身为长子，泰伯公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在这个承嗣问题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和家庭的和睦。

       泰伯生活在宗法制的时代，那时，社会结构分为国、宗、家三种形式：国以王为尊，宗以主为尊，家以长为尊。都是由嫡长子继承。泰伯的身分就是兼有这三种至尊地位的人物。泰伯清楚的知道，按祖制，太王驾崩之后，自己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自己无子，死后可由二弟仲雍继立，仲雍亡，由其长子（季简）继立。这样一来，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三弟季历和他的儿子昌（周文王）身上。既然父亲认为按天意，昌才是能使国家兴盛昌隆之储君。为了不使沉疴中的父亲失望、为了使侄子姬昌能顺利接班、最主要的是为了周国的江山社稷能长治久安，自己只有和二弟仲雍离开岐山，才能避免一场因王位继承问题而引发出来的一场麻烦。走，才是上策之上策。因此，泰伯公在和仲雍公充分商榷之后，先是托词前往衡山为父采药治病，及奔父丧后，又不顾家人挽留，义无反顾地远徙时称荆蛮之地的江苏无锡，另图发展。

       泰伯公三让王位，虽有着复杂的历史背境，但主要还是他的至德精神使然。当是时，泰伯公要是不让位于季历，有森严的祖制为保障、有仁厚的父亲作靠山，加上自己和仲雍公兄弟俩的威望和实力，也未必会为王位继承而引发一场宫廷内乱，更不可能被三弟篡位。但泰伯清楚的意识到，正因为有这和平过渡的机制，才会使父亲的愿望落空，才会使国家失去一个圣君——周文王姬昌。

       泰伯公“退”的动机，是以国家社稷为重，以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准则。而泰伯公让位后一定要带走仲雍公的真正意图，就是要为季历的接位铺平道路。从这一点来讲，如果光有泰伯的让，而没有仲雍公相配合，泰伯公的理想也会落空。泰伯和仲雍的三让之举，成就了周朝的八百多年天下。泰伯公的三让高风，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无怪乎700多年后，连一向很难赞美别人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也情不自禁的发出了“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也，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的赞叹。1000多年后的太史公司马迁，在他的名著《史记》中，也将泰伯公列为“第一世家”。

       三、泰伯公“进”的丰功伟绩

       公元前11世纪，泰伯公与二弟仲雍公全家，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今属江苏省的无锡梅村。这里远离中原，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半原始社会。与先进的中原地区无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皆相去甚远，时称“荆蛮之地”。在泰伯公的领导下，经过数年的努力，无锡这个昔日的沼泽地，逐渐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在这个蛮荒之地，一个新兴国家的雏形——吴国，诞生了。

       泰伯公以“三让”的特殊方式，退出了中原政治旋涡的中心——岐山，东进无锡，立国开氏。数千年以来，人们一直称之为江南始祖。泰伯公的“进”，也就是说他的开拓行为，构成了至德精神的两大核心之一。我认为，泰伯公东进无锡的丰功伟绩，主要有以下两点：

       1、发现了无锡。

       无锡，地处太湖之滨，当时是茫茫沼泽一片。但泰伯公独具慧眼，经过几番仔细考察， 他发现这里虽然水患湿瘴，但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只要能浚通积水，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鱼米之乡。

       他还发现，这里的生产方式虽然落后，仍处于半原始状态，但这里的土著居民憨厚勤劳，民风淳朴，便于相处和管理。

       泰伯公一行是一路考察过来，及至无锡，兄弟俩才感到这里与天时、地理、人和皆合拍。确定这是一块风水宝地，最适合人类居住、最有发展空间。于是，便在梅村安下了家。

       泰伯公的远见卓识，为无锡乃至江南的发展、为中华吴氏辉煌的三千二百多年历史，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2、开拓和发展了无锡

       泰伯公在无锡安下了家以后，随乡入俗，断发文身，决心在无锡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他身先士卒，着重做了以下几件事：

       ①、治理水患。

       他深知，这里沼泽百里，芦苇漫无边际，主要是积水难以排放所致。要想种植，就必须先修水利。在他的带领下，疏通淤塞的河道，开凿了伯渎河等一些新的水利设施，既可防涝，又可用于灌溉。没多久，就造就出了一片片肥沃而又旱涝保收的上等粮田。

       ②、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策源地。泰伯到无锡后，先是随乡入俗，断发文身，以示决心溶入当地社会而无反顾之心。而后，逐渐将中原的文字、医药、宗教和礼仪，传授给当地居民，使当地土著居民结束了以绳结字、笃信巫术、不知礼仪的愚昧历史。

       ③、传授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泰伯公将中原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和优良种子，传授和发放给当地农民，"教人稼穑”、“习种桑麻”，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渔猎和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力。从而大大的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使无锡慢慢的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④、建立吴国的雏形

       泰伯在这块新兴的土地上，仿效乃父古公当年开发周原时的一整套方法，实行“助耕制”，将开垦出来的土地，交给农民耕作。短短几年，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无锡地区原始落后的现状，拉近了同先进的中原地区的距离。使原本一穷二白的“蛮荒”之地，，渐渐变成富甲一方的新江南。泰伯公宽厚仁慈的“领袖”风范，赢得了无锡原住居民的拥戴，“众皆归之”，人们从四面八方归附泰伯。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善，无锡地区居民日渐增多。无形中，一个原始部落式的国家雏形——吴国，便应运而生，泰伯成了公认的“吴王”。虽然，史载的吴国是从公元585年，也就是泰伯的18世孙寿梦才开始算起，但泰伯为吴国的建立，造就了一个雏形，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综上所述，泰伯公在无锡施行的一系列仁政，使长期处于“蛮荒之地”的江南地区，摆脱了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日渐与发达的中原地区接上了“轨”，使之溶入了华夏文明的大家庭之中。因此，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尊称泰伯为“江南始祖”。

        四、永远的至德精神

       由于历史的原因，泰伯生前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文字资料。因此，泰伯的“谦让”和“开拓”，不可能作为一种学说，而只能是作为一种“精神”流传于世。而这种精神的流传和光大，却得益于七百多年后的“至圣先师”、中国儒学之“父”孔子对他的赞颂。

       泰伯离我们已经三千多年了。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总是在不断的往前发展，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与泰伯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泰伯谦让与开拓的至德精神，数千年以来，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与传承。它不象颇受人们争议的儒教那样保守、道教那样虚无和法家那样残酷，它是一种不受争议的文化现象。作为 一种文化，她有着特强的生命力。在如今这个市场经济发生巨大变革的世界大潮中，谦让，意味着和谐；开拓，意味着发展。至德精神始终激励着人们在这个竞争的大潮中锐意开拓和进取。

       如今，至德精神已经形成为一种“东方文化战略”，在亚洲乃至全球传播。正如吴希民博士所说：“把至德精神在国际上得到的认同融汇起来，形成地球村中全新的品牌文化，形成全新的至德文化思想体系。勇敢地肩负起追求和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全球战略目标的伟大使命，真正达到至德宏图，龙腾伟业，祖宝惟贤，六合为家的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境界。”（注2）

        结束语

       让，是积极的退，也是为了更好的进；让是因，进是果。

       泰伯的“让”，赢得了周王朝的八百多年天下；

       泰伯的“进”，建立了一个有过二十五个王朝的古吴国，开拓和繁荣了一个新的江南，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吴文化。

       至德精神，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127页 

        2、吴希民：《东方文化战略与至德精神》摘自《祠堂博览》第7期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