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1908．4．5- )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泾县茂林人。1921年起先后在宣城安徽省立八中、芜湖省立五中和上海求学。在芜湖五中念书时曾编辑学生会创办的文艺周刊《赭山》，并开始在《皖江日报》副刊发表诗文。
    1929年秋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1932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1934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
    1935年中断学习，应聘担任了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及秘书。1938年发起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协会理事。抗战时期创作长篇小说《鸭咀涝》。1946年至1947年间随冯玉祥访美，此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任《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著作书目：
    《西柳集》(小说集)1934，生活
    《饭余集》(小说集)1935，文生
    《鸭咀涝》(长篇小说，又名《山洪》)1943，重庆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
    《吴组缃小说散文集》1954，人文
    《说稗集》1987，北大
    《拾荒集》1988，北大
    《苑外集》1988，北大
    《宿草集》1988，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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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组缃的乡土情

    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早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当他八十高龄回到家乡时，却是一口纯正的茂林话。乡亲们为他准备了一些乡土风味的菜肴，他说：“我不是成了孙猴子闹天宫，吵得大家不安然呦？”这是茂林人常说的谦恭之词，说这话的是吴组缃先生。他于1908年出生于茂林“七房”大夫第傍的一座古宅中，从小就读于私塾和他父亲创办的育英小学。1921年离开家乡，先后在宣城省立第八中学和芜湖省立第五中学读书，听过恽代英等人的讲演，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以后转学到南京新民中学，1925年转入上海持志大学中文系。其间辍学年余，回茂林同沈菽园女士结婚，在养正、福群小学任教员。他夫妇俩将工资捐给学校购买教学用具。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升入清华研究院，专攻中国文学。毕业后去南京工作，1935年应聘担任冯玉祥的国文教员，兼做秘书工作达13年之久。抗日战争期间，参与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并当选为“文协”常务理事。武汉撤退后随冯玉祥到重庆，在西南联大执教。他写的《山洪》（原名《鸭嘴涝》），是第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1946－1947年，曾随冯玉祥去美国考察。回国后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教授，一直到解放。建国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52年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解放初期参加过土地改革、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等社会活动。担任过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北京市文联、作协副主席，以及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等职。1956年加入中共为预备党员，“反右”时被取消预备资格，“文革”后转为正式党员。1979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委员。1981年赴美讲学，出现“吴组缃热”。1994年1月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组缃先生离开家乡以后，仅有两次回到茂林，一次是1980年5月，另一次是1988年6月初。他虽然长期寓居外地，却一直惦记着家乡这片土地，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见证。在宣城、芜湖、南京上中学时，他写的小说、散文大多取材于家乡。后来在清华写的《官官的补品》、《□竹山房》、《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和《樊家铺》等短篇小说，在文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作品也是反映茂林一带农村经济破产民不聊生的现实，对黑暗势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底层人民寄予无限的同情。他的作品不仅在语言、对话中采用了许多当地的方言，而且他描写的对象也能在茂林一带找到原型。他熟知当地人的喜怒哀乐，因而写的十分传神，可以说是典型的“乡土文学”。他对茂林一带的方言有种“偏爱”，这是一种文化层次较高、含义深刻、比喻生动而又大众化和通俗型的语言。他写的长篇小说《山洪》，是反映新四军在皖南抗战的故事，可以用“茂林话”来通篇卒读。其中描写的人物、掌故、生活场景和儿歌，都是当地人所熟知的，读起来倍感亲切。在他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中，有时也情不自禁地引用家乡的事例。他谈文学创作要有“基本功”，举了茂林民间流传的“唐打虎”的故事：貌不惊人的老猎人，当呼啸的猛虎腾空扑过来时，他擎起一柄短斧屹立不动，虎的腹部被利斧切开身亡。老猎人的手臂有举千斤之力，眼睛被虎尾扫拂也会目不转睛。有了这样的基本功，在各种特殊情况都能应付裕如。他谈到塑造人物要有个性，不能千人一面，又信手拈了个“花砖”的例子：在他的故居附近有座古宅，前墙上用水磨花砖饰面，利用花砖黑白相间的自然纹理，组成一百零八个脸谱，据说是表现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位好汉。花砖上的纹理是不能变动的，但可以巧妙地排列、拼接和组合，这就靠作者的匠心独运。

    组缃先生最后一次回到家乡时，身著灰布中山装，手扶拐杖，纯乎是个茂林乡下的老人。家乡人说家乡话，他在茂林镇举行的座谈会上说：“我很惭愧，茂林人把我养大，让我受了教育，在茂林最困难的时候，我跑得‘帽顶子不见帽影子’。我现在回来了，对茂林没有贡献，一点小意思拿不出手　，只好偷偷摸摸不要声张，表示一点心意。”他用自己的笔耕之资一万元人民币，捐给茂林小学作为奖学金，意在培养人才。他说：“我在北大教书，每年高考之后我去翻新生名册，希望有茂林的学生上北大念书。”谈到教育他讲了个尊师重教的故事：“冯玉祥爱国、主张抗日，拥护共产党，很了不起。他是《三国演义》的信徒，学刘备三顾茅庐，尊重知识分子。他看过我的作品，请我去当国文教员。我二十多岁，他五十多岁，我每次去上课，他都到大门口迎接。坐下来讲课，他双手捧茶给我。他做好作文，双手捧给我：‘吴先生，请你给我改一改’。……他讲故事娓娓动听，说道理从大处着眼：“古人云：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是很了不起的思想。世界是无穷的，文学艺术也是无穷的。世界上许多事情，包括人体在内，还都不大了解，求知、求学问，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任务。”他告诫家乡人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奋发进取精神：“这次回家乡我想说一句话，我们这辈子人，也不比别的地方的人差。如后岸的王稼祥，南容的李紫翔，都做过一番大事业。我小时候的同学人数很多，也有很突出的如吴作民。我写作文，开头‘人生在世’，后面不知写什么了。而吴作民一写就七、八页，洋洋洒洒，我佩服得不得了。”“那时候清华很难考，光是上海考区就有两万人参加，全校只收150名。我们茂林就录取了三名：吴作民、吴半农和我。”老人语重心长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安定的时期。旧社会军阀混战，解放后政治运动不断，现在集中力量搞四化，搞四化教育最要紧。要教育小学生好好求学，将来干什么都要知识。现在说‘体脑倒挂’，有些小学生不上学。这是小农经济转向现代经济时，小农经济思想在我们头脑里还存在，是暂时的现象。这次回来，同我离开家乡的时代不同。那时农村破产，走向没落。这次回来所见所闻，是向上发展的趋势。有人持悲观的态度是没有根据的。希望大家关心教育、培养人才，为四化做贡献。”

    组缃先生在茂林小学和街上参观以后，留宿在一位堂姪家中。他告诉两位同来的教授：“你们放心，我是茂林人，对茂林的生活是习惯的。”晚上，亲房本家络绎而来，他用茂林土话跟大家叙旧直至午夜。翌日上午，他登上西山拜谒父母的坟墓，然后坐在一株松树下休息，忽然对北大沈教授说：“天佑呀，要是我轻十岁年纪，就退休到茂林来住，每天来看看父母的坟墓，坐在松树下读书。”沈教授报以会心的微笑。耳畔又响起昨夜乡亲们盼望他“再来”的叮嘱。其实在昨夜人散静寂之后，先生看了一会书，还要出去走走。堂姪不无焦虑地说：“现在都下半夜两点钟啦，你还要到哪里去呀？！”他叹口气说：“大家都叫我再来，我也想再来。但是都八十岁啦，很难说还能再来。你陪我到东溪河边看看。”夜色朦胧，什么都看不清楚。不过，家乡的河山他是熟悉的，远处淡墨般的山影，是东流、齐云双峰耸秀。覆钟形的魁山顶上，飞雄塔像支指向云天的巨笔。老人在长长的石堤上扶杖踱步，默默地听着东溪河里潺潺流水，奏起一曲绵绵的心韵：“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组缃先生次日告别家乡之后，再也没有来过。


附：吴组缃世系小考
    吴组缃先生是茂林吴姓“前分”人，系“绿野堂”七房后裔。按吴氏宗谱所载其世系是：吴豹文，乾隆间岁贡生，云南大理府通判摄禄丰知县，升京府通判，在茂林建“绿野堂”。吴豹文生有八子，分为八房；其中“七房”吴聘九（1780——1844），岁贡生，山西吉州知州，即组缃曾祖父。组缃先生的祖父吴季萃、字耕伊，在南陵县青弋江一家油坊做“管事”；父亲吴庆余，字吉孚（1886——1928），禀生，弃举子业去武汉卖字为生。后为袁世凯文案，愤于袁复僻帝制，毅然去职返里。1918年倡办“育英小学”，开茂林办新学之先声。组缃先生的祖宅即“七房”大夫第（今存），但是幼时的住宅（在大夫第左侧边屋），早年已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