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

（一）隋朝的建立及其统一。杨坚父亲杨忠，是北周的功臣，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杨坚继父位，其女儿又是周宣帝的皇后。这种特殊的地位便于其控制周宣帝死后的北周政权。在北周皇室奢侈、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杨坚以大丞相辅政的身份，平反了异己势力，消灭了北周的残余力量，终于581年废其小外孙周静帝，自立为帝（文帝），改国号为隋，改元开皇，仍都长安，开始了隋朝。隋文帝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社会经济，从而使隋的实力大大超过南朝陈，为此于587年即灭掉江陵的后梁，扫除了向江南进军的障碍。588年，隋文帝又派杨广率军50多万，向陈发动总攻，589年则击败了腐败无能的陈军，攻破了都城建康，590年，隋大将杨素又击溃了南朝地方豪强势力和军事残余势力，从而使分裂了284年的中国又实现了统一。

（二）隋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措施。隋统一后，阶级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地变化，为了适应阶级关系的变化，隋文帝改革了官制，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中央集权于相互制约的尚书、门下和秘书三省，地方上为免去机构重叠而改郡为州，并合倂一些州县，之后又改州为郡，坚持郡县制；改革兵制和刑律，在原来府兵制的基础上，实现了与均田制相结合的兵民结合的兵制，废除了一些苛法，使法制建设趋向文明化；创立科举制，废除了门伐士族的九品中正选官制度，采用以德、才为标准的考官制，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兴起。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整顿赋役和户籍、统一钱币和度量衡。通过这些改革，隋朝社会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农业方面，劳动力和土地相结合，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不断丰收，仓库充盁，为史家所绝称，至隋文帝末年，“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手工业方面的纺织业、瓷器业、造船业和造桥业都有显著进步，特别是造桥业的发展更突出，河北省宁晋县洨河上的赵州桥即为隋朝杰出工程师李春设计的单孔石桥，长52.82米。宽9米，这种跨度大，弧度低的结构，是一种创新理念的结果。该桥已经1300多年风风雨雨的洗礼，至今仍完美无损，坚若固汤，可算造桥史上的一奇迹。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外贸也发展起来了，长安和洛阳，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国际贸易的大都市。长安有都会、利人两市；洛阳有丰都、大同、通远三市。丰都市周围八里，通12门，有124行，3000余肆，“招致商旅，珍奇山货”；通远市临通济渠，周围六里，20门分路入市，商旅云集，渠内商船数以万计。这样规模宏大繁荣的大都市，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商业带动了外贸，当时的外贸分海陆两路。海路主要是通日本和南洋诸国；陆路主要有三条：一是“北道”，即天山北路，直通今的叙利亚；二是中道，即天山南路北道，从高昌经龟兹等地直达波斯（今伊朗）；三是南道，即天山南路南道，经鄯善等地，直达北婆罗门(今印度北部)。隋文帝杨坚在位23年，通过改革和励精图治，已打造了一代盛世的框架。

（三）隋政权的腐败及其灭亡。604年隋文帝杨坚死。次子杨广继位，为炀帝。隋炀帝杨广若在其父文帝已打造的框架里充实一些盛世的内容，那隋朝即为空前盛世。可隋炀帝却是一个穷奢极欲，不顾民生，遭踏民力的暴君。所以他即位后，首先是四处巡游，他在位的14年，有13年多在外巡游，三次巡游江都；一次巡游榆林，至突厥启民可汗；一次巡游五原，出长城，到塞外；一次出张掖，巡游西域诸国；一次北巡长城。在历次巡游中，为了扬威显富，要各地官员百姓于几十里外即以舞龙耍狮张灯结彩相迎，杀猪宰羊相候，美女歌舞以乐，真是穷尽各地资源，供其荒淫奢侈。其次是修建宫殿戏苑，修建显仁宫时，穷尽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和全国各地的奇草异花、奇禽异兽；在东都修建的西苑，周围200里，苑内有人工海，海内有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山上有楼榭亭台。整个苑内雕梁画栋，碧波荡漾，溪流潺潺，鲜花烂漫。即便冬季林木枯萎，鲜花凋谢，也要以绫制的各种花样来替代，可见其奢侈张扬之极。再次是征伐高丽，隋炀帝为了宣扬个人的声威，对高丽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征伐战争。在战争的准备阶段就丧失了大量人力物力。如东莱海修造战船的过程中，工匠长期于水下作业，结果从腰部以下都生了蛆，死亡者达30——40%，成百万农民及他们的车、牛、马被征调昼夜运输军粮，因疲敝、饥饿而死亡无数。在此准备的基础上，从612年开始，以百万以上的军队，三次征伐，结果都失败告终。最后是筑长城、修御道、凿运河，特别是凿运河，调集上百万人力，不分黑白昼夜，天寒地冻，忍饥挨饿，从605年开始，连续6年，至610年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至北京，南至杭州，长达5000多华里的大运河。大运河的开通，虽然促进了南北联系，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有利于南北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是建立在数以万计生命的鲜血和白骨的基础上的，其不顾民生，糟蹋民力的状况，可与秦始皇修长城相提并论。隋炀帝的荒淫奢侈、大修宫殿、征高丽和凿运河所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都以赋税、徭役等形势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而成为劳动人民承受不起的沉重负担，把劳动人民推向了生活的绝境，以“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乃煑土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人民群众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只有揭竿而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的高潮。这些起义，最后形成了三支大的起义军，即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义军和杜伏威领导的江淮义军。在三支起义大军的冲击下，隋统治集团分裂，隋统治政权土崩瓦解，在兔死狐悲，墙倒众人推的情况下，领导侍卫队的司马德勓和贵族宇文化及于618年发动政变，将正在江都巡游作乐的隋炀帝缢死。在起义大军势不可挡的情况下，隋太原留守李渊父子起兵响应，挥师入关，进攻长安。拥隋炀帝孙子杨侑为帝。当从江都传来隋炀帝被杀消息后，李渊则废杨侑，自立为帝，国号为唐。至此隋朝灭亡。历史有惊人的相似，隋炀帝和秦始皇一样，是不顾民生，糟蹋民力的暴君。暴君者必为人民群迅即唾弃，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二，.唐。

（一）唐初政权的更迭及营造“贞观之治”。李渊称帝为唐高祖，昏庸好酒色，无创业才干。仅凭隋大贵族（其母和杨广母是亲姉妹）的身份晋高官，做留守。登上皇位后，用佞人，忌功臣。在帝位继承上也如此，想将帝位传给好酒色牧猎，亲近赌徒的长子李建成或四子李元吉。并默许和纵容李建成和李元吉勾结宠妃协力谋害有创业才干的李世民。实际上，唐王朝的建立，主要是靠李世民的谋略和战功，即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隋王朝行将崩溃的情况下，是李世民说服了犹豫不决的李渊起兵响应起义军，并主动请命，率先带兵攻入长安的。同时，李世民还有将唐王朝向前推进的雄心壮志。所以在李建成和李元吉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为了唐王朝的前途和个人的安危，李世民于玄武门之变中，果断地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架空了李渊，夺得了皇权，史称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从隋末农民大起义中，深知人民力量不可阻挡。因此他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舟”。为了不再重蹈隋王朝的覆辙，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纳谏，即倾听不同的意见。唐太宗问丞相魏征，人君如何知明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为此他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征是最能直谏的一个，为了直谏，常不顾唐太宗尊严而使其盛怒。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宫发怒说：总有一天要杀死魏征这个乡下佬。皇后长孙氏听后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在皇后的提醒下，唐太宗怒气方消，并一直接受谏诤，在其执政的23年间，魏征进谏200多件基本被采纳，特别是晚年接受了魏征关于“志不可满，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的谏言，使他终生保持谦虚谨慎的同时，更使唐王朝始终保持朝气向上的态势。正因为他从魏征的进谏中得到了好处，所以他对群臣说：人家都说魏征态度粗暴，我看起来更加柔媚。魏征病故，他嚎啕大哭说：人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用史作镜可以知兴衰，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去，我失去了一面镜子。二是知人善任，延揽人才。能否知人和用人，是当权者贤愚的标准。唐太宗既能知人，又能用人，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他对群臣声明用人的原则：用贤才，因此不能以关系的亲疏，资格的浅老定官制，并说：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相信人才就在今世，而且用人如用器，择其所长而用之。在这用人原则指导下，唐太宗延揽了一大批各方面的人才，如谋臣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杜如晦、李靖、温彦博、戴胄等，文学大师姚思廉、陆得明、孔颖达、颜师古等，著名书法家和画家欧阳询、褚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啊史那吐乐、执失思力等。正是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筑就了贞观之治的宏图大业。三是轻徭薄赋，戒奢崇简。唐太宗深知，隋王朝的灭亡是苛刻的赋税徭役逼得人民群众无法生活而揭竿群起的结果。因此他最大限度地减轻了人民的赋税和徭役，实施与民休息的政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贞观三年始，即连获农业大丰收。从而五谷丰登，社会安定，至贞观中期即进入了昌盛阶段，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失遗的升平景象。在轻徭薄赋的基础上，唐太宗带头戒奢崇简。他继位后，仍住隋建的旧宫殿，禁兴土木，修宫殿。同时严禁厚葬，要求五品以上官员和勋戚贵胄严格执行。在唐太宗的带动下，朝野形成了节简的风气，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住一破旧屋，死后却连一个祭祀的地方都没有；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世，家里连个正堂都没有。这种戒奢崇简的风气，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四是法制改革和建设。唐太宗认为，赏罚是国家的大事，只有扬善惩恶，赏功罚罪，才能扬正气，灭歪风。为了赏罚分明，必须修法、制法。因此他任命房玄龄、长孙无忌修改《武德律》，制定《贞观律》。《贞观律》比《隋律》又文明了一步。《贞观律》除律外，还有属国家制度和政令的令1546条，作为考核国家官员的格700条，作为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工作章程的式。律、令、格、式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民间的婚丧嫁娶等，都有明确规定，这些规定就是扬善惩恶，赏功罚罪的依据。为了保证律令格式的贯彻执行，唐太宗又亲自选拔了一批正直无私、刚正不阿的人担任法官，并亲自检查法官对案件处理情况。他不断告戒法官们：“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为了遏止误案、冤案，唐太宗规定对死刑要三次上报朝廷，朝廷批准后方可执行。五是征伐边疆，民族和亲、对外开放。贞观初年，对唐威胁最大的是北方的东突厥，东突厥欲乘贞观初年政权未稳之机，率兵南下侵犯唐朝，唐太宗亲率将领，不费一兵一卒，机智勇敢地退却了东突厥兵20万。之后，唐太宗一方面积极备战，积蓄力量；另一方面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远交近攻。在此基础上，于贞观3年（629年），唐太宗命李靖率10万大军分四路进攻东突厥。在唐军的沉重打击下，东突厥终于灭亡了，唐统一了北方边境。东突厥对北方威胁解除后，唐太宗又以各个击破的方式对付控制西域地区的西突厥。并于648年终于打败了西突厥，收复了土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地区，并在龟兹设立了安息都护府，巩固了西部边防的同时，也使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重新得到了畅通，加强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在边疆各少数民族归附后，唐太宗又实行了开明的民族平等政策，即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并任命他们原来的首领来管理本地区和本部门的事务。同时还送给他们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生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通过和亲政策，来强化少数民族和唐朝的关系，其中影响深远的即唐朝和吐蕃的和亲。土蕃首领松赞干布仰慕唐太宗的英名和大唐先进文化，于贞观14年（640年）遣使与唐求婚，唐太宗应允，并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吐蕃后，将汉族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制笔、酿酒、冶金以及农具制造等技术带入吐蕃，对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唐太宗的民族平等政策，有利民族团结和国家的兴旺。因此唐太宗说：自古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独不取这种偏见，平等相待汉族和非汉族人，境外部落都来亲附，这是我成功的原因之一。唐太宗对内坚持平等和亲，对外则坚持开放，扩大交流，相交的国家达70多个。为便于对外交流，专门设立了接待各国使者的鸿胪寺和商馆。于是大批使者和商人从陆路、海路来到长安、洛阳、扬州和广州。京都长安不仅是国内各民族交往的大都会，也是世界各国交往的大都会。通过和各国的交往，相互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大发展，胡椒、菠菜、郁金香、天竺干姜从波斯传入国内，国内的茶叶、丝绸、瓷器、纸张也通过丝绸之路输出到波斯等西亚等国。文化方面的婚俗、宗教也相互影响，特别是著名佛教大师玄奘于贞观初年即经新疆和中亚各国，历经千难万险去印度取经，于贞观19年回国，将佛教经典带回中国，和中国的儒道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以后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唐太宗在位23年中，通过实施以上举措，使唐王朝迅速兴旺发达起来：国内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发达，经济繁荣，物产丰盈，官场清廉，百姓丰衣足食，无盗匪之患，社会安定，国力强盛；对外坚持开放，扩大交流，外贸兴旺发达，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制度足以供各国学习和仿照，国际威望迅速提高。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唐太宗也就成了关注民生，爱惜民力，能够纳谏，具有一定民主作风的一代明君。然而在家天下封建政治体制下，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由于唐太宗个人的素质决定，在不违背家天下利益的前提下，他能克服封建家长制的某些弊端，而豁达大度，博采众议，给人民带来安居乐业的福祉。一旦这样的明君离世后，继任者，要么是昏君，要么是暴君，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以独断专行的封建政治体制，残害民生，糟蹋民力。因此要使百姓从根本上解除难以承受的痛苦，只有从根本上改革封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体制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二）武皇执政。649年（贞观23年）唐太宗去世，其子李治即位，为高宗。唐高宗即位后，领出了尼寺里唐太宗的幼妾武则天入宫，并大加宠爱。遂于654年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唐高宗是个昏庸无能的皇帝，臣下来奏事，拿不出主意，做不了决断，这就给刚毅机智，善于决断的武则天一个参政的机会。在武则天不断参政的情况下，决策能力和权欲意识不断提高和增强。660年，唐高宗又患中风，头痛眩晕，两眼模糊，难以主持日常政务，这就给武则天撇开唐高宗亲自处理朝政的机会。为了扫除日后独揽政权的障碍，她毒死了太子李弘（其亲子），接着又废除了太子李贤（其次子）。683年唐高宗病死，三子李显（太子）继位，为中宗，但遗嘱军国大事听天后处理，武则天又以天后之权借故再废了继位不到两个月的中宗李显。立四字李旦继皇位，为睿宗，但不准睿宗参政，自己临朝专政，圣衷独断，由此开始了改朝换代做女皇的准备，同时先后两次镇压了柳州司马徐敬业和李唐宗室的反叛。在万事具备的基础上，终于690年登上皇帝宝座，实现女皇梦，自号“圣神皇帝”，并改唐为周，迁都洛阳

武则天辅政和当政时期所采取举措是：一，应用酷吏，打击反叛势力。公开反对武则天当政的力量，虽被两度镇压，但一些潜伏的反叛势力仍不小。为了打击这些潜伏的反叛势力，武则天向全国下达告密制度。制度规定，告密者不分贵贱，沿途都给予驿马和五品官待遇。于是进京告密者络绎不绝。然后对情况属实的被告密者，以酷吏，用苛刑惩处和打击。其中唐宗室和元老大臣是打击主要对象。唐宗室除了李显、李旦及其子女和百般献媚的唐高宗的千金公主外，其余的或被杀，或自杀，或流放；因不满或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大臣，在短期内就有17人被杀或被流放。这种酷吏苛刑虽然将反叛势力镇压下去，但同时也冤枉了不少好人，并也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为了缓和这种局面，武则天一方面限止酷吏们的权力，只允他们执行权，不允他们决策权，而将决策权交予执法公允的良吏，如狄仁杰、徐有功、李日知等；另一方面又将那些民愤极大，残忍的酷吏们一一杀之。所以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基本上是刚毅果决，明察善断的，史书评说：“挟刑法之柄，以驾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二，修定《姓氏录》，659年武则天通过唐高宗下诏，修定《姓氏录》。修定后的《姓氏录》将武姓列为一等，其余按官品高低列为九等，李姓和长孙姓则往后排了。修定《姓氏录》的意义在于打破魏晋以来的门伐士族制度（特别是李唐以来的关陇士族制度），按军功高低，提拔和重用庶族官员，这对解放生产力，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大有好处。三，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她首创由皇帝亲自策问举人的殿试，以示慎重，又置武举；为扩大选才的范围，她还下令，允许官员和百姓自荐，以求进用；690年（大授元年）又实行搜荐，即派官员到各地去搜选人才，结果不少士人和乡村教师被任用。武则天通过科举发展，录用了大量的人才，贞观23年中，录取进士205人，而武则天辅政执政的50多年中，录取进士达1000多人。其中不乏一些真才实学、清正廉洁、刚直不阿者，如狄仁杰、杜景全等，即使开元年间唐玄宗时期的名相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也是武则天时期被提拔重用起来的。四，维护和实施唐初以来的均田制。武则天辅政和当政的50多年，虽后期土地集中趋势较明显，但基本上实施了唐初以来的均田制，在防止了土地大兼并的同时，也保证了中小地主和普通民众的利益。    

武则天以非人性和非正常手段夺得和巩固了政权，开创了中国女皇的史世，为打破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争取妇女解放提供了先例。另外，在夺权反夺权的斗争中，虽然事端频发，险象环生，但她采取了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举措及其强势统治，终于避免了大的社会震荡，从而使贞观之治所开创的唐盛世基本上得到了延续，为新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因此她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705年，82岁的武则天在丞相狄仁杰、张柬之的劝说下再次传位给中宗李显，并遗嘱：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归葬干陵（高宗陵墓）；赦免王皇后、萧淑妃二族等。之后便死于上阳宫的仙居殿。

（三）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武则天死后，中宗继位，韦后想重演武则天做皇帝的美梦，在其策化下，虽已形成以她为首的武三司、上官婉儿、安乐公主等死党，并毒死了中宗。但其暴而无能，没有武则天那样驾驭朝政的能力和气质，故在其皇帝梦未醒时就被李旦之子李隆基和太平公主所发动的政变诛杀了，同时也杀尽了韦氏、武氏集团。接着李旦（睿宗）二次继位，并立李隆基为太子。李旦同样昏庸，不务朝政。结果又形成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互不相容的两股势力，使朝政陷于乱亡危局的边缘。在这危急情况下，李隆基组织力量，果断地捕杀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从而拯救了朝政。接着李旦传位给李隆基，为玄宗，号开元。

唐玄宗李隆基和其曾祖父唐太宗李世民一样，是在乱亡危局的边缘，镇压反叛势力的斗争中夺得政权的，故深知此权来之不易。因此他采取诸多措施来维护和巩固这一政权。这些措施是：一，纳谏和任用贤良，恢复谏官和史官参政议事的制度。这一制度原是贞观年间实施的，武则天参政后则被废除了。在新形势下，唐玄宗下令恢复这一制度，并带头实施这一制度。宰相姚崇入相前向他提了10多条建议，他基本上都应允并定为开元的施政方针；713年，晋陵（今常州）县尉杨相上疏言政：“隋时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愿陛下祥择之”，唐玄宗“览而善之”，遂遵循太宗抑欲而昌的思想，抑情损欲，淡泊节俭，屡禁奢靡，如止住了国丈的厚葬。在他的带领下，形成了普遍的节俭社会风气，贤相姚崇没有专门住所，和家人住于离朝庭很远的地方，上朝后常不能回家，而住于寺院里，他为了节约开支，谢绝朝庭在住所方面对他的关照，并临终前告诫子女：薄葬和各守其分。由于唐玄宗善于纳谏，一些贤良自然也就向他靠拢，并为所用。除姚崇外，还有宋璟、张九龄、张嘉贞、韩休等都是以德为主的德才兼备开元名相，唐玄宗和这些名相合力成就了开元盛世。二，裁汰冗员，精简机构。唐玄宗即位后，即“大革奸滥，十去其九”，又停废闲散诸司、监、署10余所，这就节约了行政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三，严格考核制度。规定每年十月对各地官员进行考核，并将考核成绩划分五等上报吏部，作为任免的根据。唐玄宗特别重视对县令的考核，有时亲自主持，开元4年他亲自主持对县令的考核中，淘汰了四五十人。在考核的基础上予以奖惩，有善必奖，所以劝能，有罪必诛，所以惩恶，这是开元年间贯彻的基本精神。四，抑制食封贵族。唐玄宗即位后（开元3年），改变封家直接向课户征收租调的办法，即将封家的租调改由政府向课户收取，再由封家向政府领取。同时还规定，凡子孙承封的，课户减五分之一。这就避免了封户向课户敲诈勒索和放高利贷等剥削行为，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五，压抑佛教。武则天、中宗、睿宗时期，佛教强势发展，“贵戚争营佛寺，奏度人为僧，兼以伪妄；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佛教势力的发展给政府带来危机，给人民带来负担。唐玄宗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强使还俗，并不得再建佛寺和筑佛像、抄佛经。这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和政府的开支。六，改革兵制。即将唐前期的府兵制改为募兵制。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农民逃亡增多，兵源困难，边防难以维持。于开元11年（723年）唐玄宗接收宰相张说遂的建议，试行募兵制，实践十余年后，于开元25年(737年)推行全国。这样就形成了一支职业军人队伍，既可以吸收逃亡、失业人口，又可以常住各地，加强训练，提高素质和战斗力，从而加强和巩固了国防。七，重视农业生产。首先是排除权贵关于防碍水利的设施，三辅地区“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郑白）渠立皑，以害水田”，唐玄宗下令予以全部拆除，大益于农田水利建设；其次是破除迷信，捕杀蝗虫，715年、716年，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蝗虫泛滥成灾，百姓，甚至官员都认为是神所为，不敢捕杀。唐玄宗下令，不听邪，不信邪，大力捕杀，从而克服了蝗灾，保证农收；再次是大兴军屯，在河东道、关内道、河南道、河西道等地垦地500多万亩，设军屯近1000屯，这就增加了粮食，减轻农民的负担。

唐玄宗和他任用的贤相们，通过实施以上举措，首先是社会经济大发展，如在农业方面，，通过农田水利建设和农耕技术水平的提高，粮食产量大提高，物价大下降，725年（开元13年），东都斗米15钱，绢一匹210钱，同时农副产品的茶叶也有大发展，成为出口的主要产品，特别是茶叶的种植、经营和饮用已形成了理论，陆羽的《茶经》就是代表作，陆羽也被后人称为茶圣；手工业方面，主要有纺织业、瓷器业和鋳造业，纺织业中，北方的绢，南方的布都花色品种多，工艺水平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瓷器业有景德镇的青瓷、刑窑白瓷，特别是出现色彩鲜艳，造型生动的唐三彩，将中国瓷器业推向了新的高峰。鋳造业也达到新的水平，从盛唐时期出土的窑藏文物，如碗、盘、壶、罐等器物中，其造型优美，纹理清晰，从其切削工艺看，可能已采用手摇足踩的车床切削工艺；商业方面，表现为大都市的出现，长安、洛阳、扬州、成都是当时最繁华的大都市，特别是长安，是全国最大的商都，周围70里，分宫城、皇城和坊市三部分。宫城和皇城是皇宫和官署所在地，坊为民宅区，市为商业区，分为西市和东市，商贾云集，商品丰富，是国内乃至国际商业交流中心；交通方面，分陆路和水路两大系统。陆路以长安为中心的五大交通要道，一是从长安往东经东都、汴州达山东半岛，又自汴州北上可达幽州，南下可达扬州。二，从长安往西北经兰州、出敦煌通西域，又自兰州经鄯州（青海乐都）可到吐蕃。三是往西南经汉中达成都，由成都到南诏。四是从长安往东北经河东（山西运城）到太原，又自太原经幽州达营州及东北地区，经云州（山西大同）达回纥。五是从长安往南经襄阳、长沙、衡阳到广州，又自衡阳到南宁。水路方面，以洛阳为中心，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道，使全国的航运事业空前发展起来，当时人称：“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籔，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盛唐时期，水陆交通都设驿站，全国共设水陆驿站1640多个。陆驿备有马，水驿备有船，供来往客人用。所以交通不仅发达，而且也很方便。

其次是文化的大繁荣。开元社会经济大发展，那么反映这种大发展的文化也必然是大繁荣，如以格律、对偶为特征的诗赋得到了高度的完善，并发展到巅峰，涌现了以李白、王维、杜甫等为代表一大批诗人，给后人留下了脍灸人口的无数诗篇。给中唐、晚唐群星灿烂诗人及其不朽诗文的涌现奠定了基础；在书法方面，有创立新体，别具一格的颜真卿、柳公权书法；绘画方面，在唐初阎立真、阎立本兄弟的基础上，又有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的绘画，发展了绘画艺术；在窟艺方面，开元年间，主要是充实了甘肃敦煌窟的内容，使敦煌窟的壁画、泥塑、雕刻更加齐全丰富。

再次是提高了国际威望，加强了对外交往。盛唐时期，和亚洲、非洲、欧洲等地区的70多个国家都有经济文化的交往，除了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商贸交易外，还相互派使节、留学生、高僧大师，进行文化方面相互学习和交流。盛唐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在相互交流和学习中，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和促进要大的多，如日本和朝鲜，不仅影响和促进了他们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他们的后来也起着永久的影响，也即他们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至今仍保有浓厚的儒家文化的元素，因此在对外交往中，国际威望大提高。正是这种社会经济的大发展，社会文化的大繁荣和在对外交往中，国际威望的大提高，呈现了玄宗执政前期的“开元盛世”，这种盛世又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巅峰，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从开元24年（736年）始，唐玄宗即忘了晋陵县尉杨相关于“隋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的谏言，听信奸佞小人，纵欲奢侈，于是“开元盛世”黯然失色，大唐由盛转衰。

开元后期，唐玄宗以功（盛世）自居，越来越听不进谏言了，开元24年（736年），唐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宰相张九龄、裴耀卿劝道：秋收未毕，恐扰民，改期。可次等官员李林甫却背着二相进馋言：长安洛阳是陛下东西宫，来往随便，何需择日。唐玄宗听后大悦，从此张九龄等一代忠臣被冷落，奸相李林甫等则乘机升为宰相，进入权势的核心。也正好开元24年宠妃武惠妃死去，唐玄宗终日郁闷不悦，宫中数千红颜，无一中意，偏偏喜欢其亲子寿王李瑁之妃杨玉环，因而导演了违犯伦理道德的夺儿媳的丑剧。玉环入宫后，恩宠有加，不到一年则晋升为仅次于皇后（这时没有皇后）的贵妃。从此唐玄宗纵欲重色不理朝政，将大权交与奸相李林甫之辈。李林甫是一个口蜜腹剑的两面派，在他的掌控下，言路堵塞，朝政昏暗，风气日靡。一人得志，鸡犬升天，杨贵妃的三个姐姐分别升为国夫人，其堂兄杨国忠继李林甫死后升为宰相，并兼40多职而权倾天下。杨国忠比李林甫还坏，除了迎奉拍马外，还横征暴敛，欺上瞒下，特别是在阶级矛盾已激化的情况下，又顺唐玄宗之意，穷兵赎武地发动了对南诏、土蕃、契丹等的边防战争，结果又加剧了民族矛盾。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两面派节度使安禄山及其密友史思民以领旨讨伐杨国忠为名，于天宝14年发动了“安史之乱”。乱起后，唐玄宗只听杨国忠馋言，不仅伤害了精兵良将，也导致了长安的陷落。唐玄忠在长安陷落前，以御驾亲征为名，由杨国忠相陪，携贵妃姊妹西行逃蜀。当到马崽驿时，将士哗变，将祸国殃民的杨国忠杀死，又缢杀了杨贵妃。之后唐玄宗西入成都，太子李亨北上灵武即位称帝，为肃宗。至德二年唐军收复了两京后，唐玄宗回到长安，先后住兴庆宫和太极宫，于上元3年（762年），在寂寞、凄凉、郁郁寡欢中死去。随着唐玄宗凄凄惨惨，郁郁寡欢地谢世，大唐也从此江河日下。

当年那么叱咤风云、励精图治，打造“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却晚节不保，奢侈纵欲，荒唐重色，违民心、逆民力，结果仍以昏君盖棺。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哀，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只允许当权者在顺民意、惜民力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创造性，实施治国安邦之举，顺应并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否则即被汪洋大海似的群众所湮灭，而遗臭万年。可当时的人们却在为尊者讳的封建思想观念指导下，将罪过推给一代女流杨贵妃和宰相杨国忠身上，并将她（他）们杀死于流亡途中，而对罪恶的制造者李隆基仍予以至荣至尊的太上皇供奉起来，这在封建社会的当时是可以理解的，若在法制时代的今天就不可思议了。即在法制时代的今天，不管其功劳多大，地位多高，只要犯了罪，就要以法惩处，即便像李隆基那样位及尊者，也不例外，这就是文明，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四）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安史之乱后的遗患首先是尾大不掉的藩镇割据，由于割据势力的加强，中央甚至失去了对它控制的能力，致使各藩镇节度使“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拼”。781年，成德节度使李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唐德宗追认继其父之节度使位而被拒，于是联合其它节度使反叛朝庭，因镇压不力，唐德宗于783年逃离长安；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自领军务，并“狅悍而不可遏”，唐宪宗派兵镇压，因宦官监军，而镇压不力。这两次藩镇节度使叛乱，虽经调整力量免强镇压下去，但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杀死后，河朔三镇又相继叛变，地方上又成了藩镇的天下，藩镇林立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亡。其次是宦官专权，这种情况开始于玄宗时期，当时宦官即有3000多人，其中5品以上的宦官即有1000多人，高力士尤被重用，几乎掌控皇室大小权力。到德宗时宦官即可掌控禁军。从此以武力为后盾，可以任免宰相，生杀废立皇帝，唐后期的10个皇帝中，即有3个被宦官处死，7个由宦官拥立，大唐政权在挑战中旁落。再次边患加重，玄宗天宝年间，穷兵赎武，对边用兵，破坏了本已和平安宁的周边关系。安史之乱后，周边各民族，借唐王朝的衰落，侵扰唐边防，并提出领土要求，如土蕃、南诏等。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唐王朝的统治笈笈可危。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唐王朝的统治，曾于805年（永贞元年）由唐顺宗发起的改革。唐顺宗当太子时，就看透了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威胁，因此他即位后，立即重用改革派王叔文和王伾，还有朝臣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八人。革新的内容：一是废除皇室特权贡赋，除按规定的常贡外，其它巧立名目的贡赋一律废除，这既打击腐败，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二是整顿财政，加强盐税管理；三是遏止藩镇割据势力，由韩泰、范希民接管中央禁军。这次改革的实质是维护统一，反对分裂。但割据势力和宦官势力太强，无法进行到底，他们借顺宗久病而予以废除，接着改革也被终止，“二王”被贬逐，王伾死于贬处；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边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他们的革新则被称为“永贞革新”。

围绕着中央集权和唐王朝的统一，几乎就在“永贞革新”的同时，在思想理论上也展开了韩愈、李翱的唯心论和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论的论战。论战的内容;：首先是是否尊天命。韩李认为，天命不可违，因为天命即天意，天意即道统，表现在现实社会中，就是三纲五常，社会生活中的人不能违背三纲五常，否则天就降祸于人。他们还根据董仲舒三品说，将人分为三等，一等人为优等，三等人为劣等，二等人为需要教化的人。这都是天意，也即一等人和二等人中能教化的人是天生的统治者，三等人和不能教化的二等人是天生的被统治者。柳刘则认为，天就是自然，天地、阴阳，同瓜果、草木一样，都是属于自然之物，没有任何意志，希望天赏功、罚祸、呼天怨地都是荒谬的，只要人们的主观措施符合客观实际，是可以人定胜天的。其次是结合政治体制是割据还是统一。韩李认为秦统一六国，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是秦灭的原因，还认为当前的藩镇势力是国家的重臣，是天子的心腹，是捍卫王室的屏障，象城墙一样护卫王室。柳宗元则针对韩李的观点专门写了《封建论》，论证分封制的落后性和反动性，并指出郡县制是“天下公之端也”，而分封制是“天下私之始也，,秦之亡在于政，不在于制”，也即秦之所以亡，不在于统一的郡县制，而在于具体的政策措施。再次是军权的问题。韩李认为藩镇势力“介于屈强之间的通都大邑”，设置强有力的王公大臣，加强战备，是以藩制藩的有力措施。柳刘则提出了“善制兵，谨择守”才能实现“无地之患，四海宁一”的目的。最后是关于选拔官吏的问题。韩李主张“继世而理’”的世袭制，宣扬士族官僚俱有上品之性，应当世代掌权。柳刘则主张“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乏，朝斥之矣”，任免官吏，以才而不以姓，贱者、远者和新者对于贵者、亲者和旧者的抗争是合理的。’

韩柳论战的实质仍是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问题，但中后期的唐王朝内部，腐朽的落后的割据势力和宦官势力太强大，尽管改革派和唯物论者据理力争，也无济于事。在割据势力和宦官的专权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加剧，大规模的，如洪水猛兽般的人民起义即将淹没唐王朝，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五）社会矛盾加剧和唐王朝的灭亡。835年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事变”（唐文宗授李训、郑注为宰相等要职，除掉宦官势力。但李、郑准备不足而失败。因以石榴树是否有甘露而起，故史称“甘露事变”）以来，唐王朝已全面腐败，特别是唐懿宗不理朝政，终日宴游。随之，各级官僚也上行下效，于是唐王朝这台国家机器已腐烂不堪，起不到治理国家，造福于民的作用了；在唐王朝全面腐败的情况下，各地官员豪强更加强了对土地的掠夺和占有，出现了“富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的状况，导致逃民增多，社会不安；两税法推行后不久，出现的钱重物轻的情况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不仅如此，唐王朝和各级官吏，为了满足自己极度腐败的需要，又巧立名目，增加各种物品之税，如盐、酒、茶、木等等，几乎无物不税，数之不清。人民负担的加重，促使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社会危机的加深。还在828年（大和二年）就有贤良方正在科举对策中提出人民“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陈胜、吴广不独起于秦，赤眉、黄巾不独起于汉”的警告。懿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也直谏“国有九破，民有八苦”，九破是：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僭’、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而输税人少；八苦是：官吏苛刻、私债征夺、赋税繁多、所由乞敛、替逃人差科、冤屈不得申理、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等。这九破，八苦，说明唐王朝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广大人民群众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

在唐王朝的腐朽统治下，人民群众既然生活无着，那就只有起义反抗一条道了。所以859年就爆发了裘甫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接着是863年庞勋领导的徐泗农民起义。在此基础上，更大规模黄巢起义开始了。在黄巢起义前，首先是王仙芝于875年在河南长垣，以天补均平大将军名义所领导的起义，众至数万，接着黄巢在山东曹州（荷泽）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王黄两支起义军会合一起，共同作战，节节胜利，起义规模迅速扩大，转战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等省。878年王仙芝于河南信阳和湖北黄梅之役连败并牺牲。之后，起义军10余万统归黄巢指挥，黄巢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改元“王霸”，设官分职，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这说明起义军越来越成熟了，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黄巢一班人的领导下，起义军转战南北，驰骋东西，于880年12月初抵达潼关，并大败唐军，占领了潼关，又一鼓作气，直扑长安。12月5日占领长安，唐僖宗事先即在宦官的护卫下，丧魂落魄地仓惶南逃。12月13日，起义军在长安正式建立政权，国号“大齐”，黄巢称帝，年号为“金统”。

起义军占领长安后，满足于既得利益，而麻痹轻敌，没有及时歼灭唐王朝的残余势力，而给唐王朝重新组织力量予以反扑的机会；另外起义军的流寇观念和流寇作战方式导致了他们缺乏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思想，因此连洛阳和关中这样的要地都没有重兵把守而逐步缩小和失去。这样起义军就逐步由主动变为被动。首先是唐僖宗于881年组织长安四围的军队包围和进攻长安；其次是唐僖宗又于882年组织长安以外的各路唐军分道进攻长安。在内外唐军的包围和进攻下，起义军日益困难，粮食供应断绝，以树皮草根充饥。配合军事围剿，唐王朝又对起义军进行分化诱降活动，起义军将领朱温终于投降了唐王朝，并被重用为行营副诏讨使，唐僖宗还予赐名“全忠”，从此，朱温就成了唐王朝镇压起义军的得力干将。在唐王朝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下，长安起义军屡屡失败。在“兵数败，食复尽”的情况下，黄巢于883年带兵15万撤出长安，转战河南。在攻打河南陈州时，与唐军相持近300天，损失惨重，也未攻下，是一个战略的失误。在这危机时刻，起义军将领尚让等又投降了唐军，于是黄巢即于884年带领1000余人向山东撤退，6月在和唐军战斗中，因寡不敌众而牺牲殆尽，黄巢至死不屈，最后撤到泰山狼虎谷的襄王村自刎而死。至此，黄巢起义也就失败了。

黄巢起义失败了，唐王朝也名存实亡了。呈现了“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庭”的局面。在剩下的10多个苟延残喘的藩镇势力中，朱温（全忠）逐个吞并，成为势力最强者。僖宗死后，其弟李哗继位，是为昭帝。904年朱温杀死昭帝，立其九子李拀为傀儡皇帝。907年朱温废李拀，自立为帝，国号为梁（史称后梁）从此，历经289年的唐王朝灭亡了，历史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

黄巢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意义是重大的。首先是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腐朽的封建统治，起义军在转战南北，驰骋东西的过程中，对藩镇割据势力、地方豪强势力以及宦官势力几乎是扫荡式的打击，这些势力就是腐朽唐王朝的代表，经过起义军的打击后，即便还有反击力量，也是负隅顽抗，垂死挣扎。实际上，最后在和起义军较量的是起义军叛将朱温势力，而代表唐王朝的腐朽势力则是再也没有回旋余地了，新起的朱温势力则是在新的起点上，以新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的封建统治势力了。其次是提出了“天补均平大将军”和“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的口号，将矛头直接指向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制度，即天命观和土地集权制，这说明，农民群众在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越来越接近科学和实际，从而将斗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和新的历史高度，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农民斗争搭建了新的台阶。总之，黄巢起义虽然失败了，并成了封建统治者改朝换代的工具，但它打垮了旧的封建统治和提出了新的战斗口号，使封建生产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因此它也或多或少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