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内18次移民，移民的地区遍及18 省市 500 余县，这就是600年前明朝官方组织的山西洪洞的移民潮。

       这场发生在明洪武和永乐年间的移民潮，无论是规模，还是范围，还是持续时间都是中国移民史之最！

       当时移民组织地洪洞广济寺内的一棵古槐树成了移民及其后裔思乡的寄托……

       有人称，这场移民潮涉及812个姓氏。

       那么，明朝为何组织大移民？这场移民对明朝社会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

       明朝洪洞大移民

       明朝实行大移民是巩固统治的需要。

       明朝从游牧民族政权的元朝手里夺来的中华大地，已不再是唐宋时期的繁荣、富庶，而是经受草原民族践踏、蹂躏之后的生灵涂炭、满目疮痍。尤其是北方广大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

       面对这样的情况，摆在明朝政府眼前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组织人力，屯田开荒，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只有百姓吃饱穿暖，安居乐业，江山才坐得稳，历史从来如此，明朝皇帝深谙此道。

       因此，从人口多的地区迁出一部分人到人烟稀少地区的移民政策由此酝酿而成。

       确定了首要政策之后，就是如何具体执行了，也就是具体要把哪里的人迁出呢？

       通过人口普查以及征收赋税等途径，明朝政府了解到，北方地区并不都是地广人稀，一些受战争影响小的地方诸如山西一带可以说是经济富庶、人丁兴盛。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在洪武十四年，河南、河北各有一百八十多万人，而山西有四百多万人。可以看到，山西人口几乎相当于河南、河北之和。

       具体而言，在山西地区，平阳府人口最是稠密，而洪洞县是人口大县。基于综合因素考虑，洪洞成了明朝政府实行移民政策的首选之地。

       为了稳步推行移民政策，明朝专门在洪洞县广济寺内设立移民局，现场为一批一批的外迁人员办理移民手续。

       据《明史》等记载，明朝建立之初的50年内有18次大移民。

       其中，明初洪武年间先后从山西移民10 次，永乐年间移民 8 次，而移民的地区遍及18 省市 500 余县。

       其中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等省是移民主要聚集地，而另外一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后来这些洪洞移民又移居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

       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规模浩大的移民工程，也是明朝政府一个历史性举措。

       有人称，这场移民潮涉及812个姓氏。也有人称，移民始祖姓氏是1230个。

       但不管怎么说，这场大移民至少有八百个姓氏参与。

       而就民族构成来说，移民有汉、蒙、回、满四大民族。

       而这些从山西洪洞迁出的移民，经 600 余年转迁至今其后裔分布神州大地，人口逾 2 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洪洞移民后裔。

       当时的移民组织地洪洞广济寺内的一棵古槐树成了这些移民后裔思乡的寄托。

       洪洞移民功劳巨大——对明朝调配人力屯田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恢复社会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促使明朝实现了巩固统治的既定目标。

       洪洞移民的社会作用

       洪洞移民，与明朝其他小规模的移民一样，都是政治、经济、国防军事因素的综合产物。首先是有利于政局稳定。

       明朝建国后，政治中心北移已是大势所趋。

       洪武年间，朱元璋实行由洪洞向北京移民，充实北京边民，有力地巩固了当地军事防御力量。

       此外，又把河南、山东等地贫民迁至南京、凤阳——一个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一个是计划中的新政治中心，这样做无疑有利于维护明朝初期的政治稳定。

       到了永乐年间，朱棣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由此兼有军事重镇和政治中心双重职能。

       在这种情况，洪洞向北京移民就成了首要目标。永乐年间的几次洪洞大移民潮中，人口输入地几乎都是北京及周边州县。

       洪洞移民迁至北京，一方面充实了北京人口，另一方面迫使一些豪绅离开经营多年的地盘，使得大量被霸占的土地重新回到自耕农手里，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安定。

       其次是有利于促进生产恢复和经济繁荣。

       农业一直是历朝历代的固国之本，而农业发展关键因素就是人丁兴旺。洪洞移民为迁入地输送了大批劳动力，有力地推动了输入地屯田垦荒，促进农业发展。

       比如洪武年间的河南，在洪武十四年，其人口为一百八十九万一千人，而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其人口为一百九十一万三千人，期间增加了两万多人。

       不仅如此，洪武二十六年，河南还成了国家重要的粮食产地。

       再比如，永乐年间的几次洪洞移民之后，明朝政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其社会发展终于达到鼎盛时期。

       据《明史》记载，永乐年间“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 府县仓凛蓄积甚丰”。足见永乐年间社会经济的繁荣。

       此外是促进各地的文化交流。

       洪洞移民将当地的方言、技艺、习俗等带入迁入地，客观上促进了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文化交流。

       比如，洪洞移民用故乡的地名命名新的居住地，如北京顺义的红铜（洪洞）营等。

       总之，洪洞移民客观上有利于政局的稳定，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的繁荣。此外，洪洞移民还有重要的伦理意义。

       洪洞移民的伦理意义

       明朝初期的北方地区，长期受到游牧民族政权统治，不仅人口萎缩，经济凋敝，其传统的中原文化也受到草原文化的冲击。

       中原文化重视伦理道德，而草原文化伦理道德淡漠，因此明初北方各地社会伦理道德早已松弛。

       而相对来说，较少受到大战乱波及的山西，不仅经济繁荣，人丁兴旺，而且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儒家伦理道德风貌，比如建家祠、修谱牒、撰写地方志，等等。

       即使是迁居到遥远的地方，洪洞移民及其后裔仍保留这样的传统，为迁入地恢复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做出了贡献。

       比较典型的传统是修谱牒。谱牒就是家谱，是记录家族血缘关系的凭证。

       谱牒包括谱牒字辈谱、家规家训等。

       谱牒字辈谱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指导，体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

       如清光绪年间李几屏修《李氏家谱》，河北高邑李氏家谱为：“发荣从晋，钟秀在高……”江苏昆山李姓一支字辈谱为：“世以厚德传家，儒雅修身为本。”

       再如1935 年王集成修《王氏家谱》中字辈谱为：“玉大元祥兆，安邦维义诚，宏开能绍业，积德庆长春……”

       而谱牒中家规家训伦理道德是对家族宗族的规范，是法律法规、村规村约的补充。家规家约中对伦理道德的规范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如河南赵村东南街《张氏宗谱》序：“吾族始祖张公讳钦者，乃山西洪洞县老鹳窝故里也。明初洪武年间（公元1368年—1398年）奉旨别故新异迁至澶北赵村安居哉，屈指六百有余岁也……”

       历史上，洪洞移民修谱牒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明朝初期恢复汉族正统地位，私修家谱越来越普遍，在这个背景下，洪洞移民热衷修谱牒。

       第二次是民国初期，受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感召，洪洞移民又兴起修谱牒的热潮。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后，在物质生活富足之后，人们有意识地加强精神修养，又兴起修谱牒的热潮。

       此外，还有撰写地方志。

       比如山东惠民县1997年新编县志记载：明洪武以后，山西洪洞迁往惠民移民所住乡镇、村落有：何坊乡沙窝耿村（1426—1435年迁入惠民）；梁家乡石头孙村、小霹雳庄村（孙姓）……

       可以看到，洪洞移民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扎根异乡，传播了儒家的纲常伦理，使儒家文化辐射更远，不仅改变了迁入地的伦理道德文化，而且规范了当地的公共伦理道德，使社会有制、有序、有礼，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结语

       洪洞移民很了不起。他们离开故土，凭借着勤劳勇敢的精神开垦出一片新的天地，对明朝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洪洞移民对迁入地在伦理道德上的渗透，为迁入地在文化上、心理上、生活习俗的相互融合统一发挥了促进作用，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了解，现如今山西洪洞已成为著名的明代移民遗址，也是海内外数以亿计的洪洞移民寻根祭祖的圣地。

       而那棵大槐树则被当作“家”，被称为“根”，成了洪洞移民后裔的精神家园。